% H. H; d4 `! u8 i# s+ G# H" u在质与量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陈景润一篇“1+2”的推导,爱因斯坦的两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都能够奠定他们在科学史中的地位。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量虽然不是成为大家名家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好多大师级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熊彼特、哈贝马斯,无不著作等身。或许有人会说,当年科斯就靠两篇有关产权的文章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但这毕竟是个特例,而且,我们还得承认,经济学离自然科学较近。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级研究员仅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三位。何其芳是所长,俞平伯是何其芳的老师。钱锺书当时仅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就定一级研究员。这件事,通常又被拿来作为成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的证据。其实,我想,当时的文学所中人,几乎没有谁不知道写作就是钱锺书的精神生命。改革开放伊始,钱先生出版煌煌140万言的《管锥编》,就是一个证明。假若只有《谈艺录》而没有《管锥编》,钱先生的学术地位无疑要大打折扣。) N, Y/ X& v$ A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