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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大口塅公社担任广播员、话务员、代理秘书等职，是一个集体工。当时是全党大办农业的时候。每年“双抢”期间，公社都要办《双抢战报》，我是《办双抢战》报的主要成员。每天清晨，我下到各大队进行采访，一般下午4点回公社，开始撰写和编辑稿子，打着赤膊刻钢板、搞油印，一般在晚上9点，“战报”出来了，公路沿线的几个村，当天晚上还要送下去，交通不便的村，则由办队干部第二天带下去。一天晚上10点，我骑着自行车到福和大队送《双抢战报》，因晚上看不清楚，骑到公路边上的一个坑里去了，摔了个倒栽葱，嘴唇跌开了，看见了牙齿。当地农民马上把我抬回了公社卫生院，那天晚上没电，用公社的一台汽车车灯照着，给我缝了针。因为我受了伤，《双抢战报》也就停刊了。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竟若有所失，“没有了《双抢战报》怎么行呢？”三天后，《双抢战报》又复刊了。不过，不要我去送了。 9 C) W( O9 Y9 h! S& c6 l O+ D: g' y7 G
有时候，我也跟着公社领导下去检查生产。有一次，我跟着方党委到了与桂桥公社交界的纯良大队检查晚稻栽插质量。我们看见10多个社员在一丘大田里插秧，大约是6*6寸，明显不符合县委4*5寸的密植要求。老方开始批评了，要他们马上停止，并下田踩掉已插好的秧苗。这时，有个社员说：“我们是桂桥公社啊，不关你大口塅公社的事。”老方一听，知道自己搞错了。但他还是不甘示弱，马上说：“共产党管天下，难道就不能管你桂桥吗？”话虽这么说，老方还是从田里上来了。只是说了一句：“你们必须马上改正，不然，我告诉你们桂桥的书记。”回来后，老方真的与桂桥公社通了电话，反映了那个大队不执行县委统一密植标准的情况。我把这件事写成个稿子，主要是反映老方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可贵精神。几天后，竟然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中播出了，这是我在秘书岗位上取得的第一项“辉煌成就”。4 o" k- b) Z!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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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81年，我主办的《双抢战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早就停刊了。我本人也到了县委办公室工作。当时的县委办公室，真是云集了一批文秘高手，诸如：潘曙斌、袁慕舟、胡正南、赖方汉、黄自强、喻尤厚、娄甫生、方普长、方厚伯、崔凡资等等。不知怎么搞的，我在公社能办《双抢战报》，但到了县里却写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写领导讲话稿，通不过；写调查报告，发不出，只能抄材料。 , `: M4 P) G( y: v) O 5 b) O q/ s9 U7 {3 n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进了这张门，我就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除难，去争取胜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树立起一种不甘落后的勇气，勤学苦练。不知有多少回，我傍晚走进办公室，或看书学习，或练习写作，直到第二天早晨；不知有多少个漫漫长夜，我为了写好一段文字，或提练一个观点，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曾记得，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夜晚，我睡在床上想报告提纲，突然有所得，便马上爬起来，穿着单衣写提纲。我老婆说：“你加上衣服吧”。我说：“你快莫吵，不然，我的一点灵感又跑掉了”。8 B6 {- ?$ }# A {2 f) M" o" T
9 p& l% {0 O4 S' ^6 y" d7 V7 a 80年代，每年春节过后县里都得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有时支部书记都参加，规模很大的，这似乎成了规矩，年年一样，而且时间都在正月十二以前。这样，办公室的工作就紧张了，既要准备报告，又要准备不少的会议典型材料。我一般是过年那天回去大口塅渣坪大队与父母团聚，初三回来上班，在家里歇3个晚上。但基本上每年回去我都要在家里写报告，不然就搞不赢。所有材料最迟初八就得从印刷厂出来。; @% j2 z7 `6 p1 s7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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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春秋寒暑，我就那么写啊，写啊。功夫不负苦心人，慢慢地也就适应了那种枯操的、机械的工作和生活，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有所进步。有一次，袁慕舟副主任到我家坐坐，他就说：“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起初只能抄材料，现在能够写材料了”。 & {; ? i$ g( f5 s5 q1 Q
时间进入1997年。这年9月14日，我们到长寿出差。回来时出了大事，我们的三陵吉普车在安定桥与一台班车相撞，车子都变了型。政研室的吴定辉、吴恩厚、杨野、我自己，还有龚跃龙、江涌涛等都受了伤。我本人除面貌全非外，还有四处骨伤：断了三皮肋骨，锁颈骨撞掉了一块，右手尺骨撕裂、指骨断裂。10月份县委要召开第八次党代会，而政研室基本上全军覆没，真是心急如焚啊。为了不影响党代会的召开，我住了7天医院就出院了。头上缠着纱布、胸部上着夹子，就开始了起草党代会的报告。10月5日，写出了初稿，我将初稿送给郭振斌书记时，还附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4 Q- t& h$ W8 G( U'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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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记： % w$ _9 l( G* Y9 u2 D" o# O 呈上党代会报告初稿，请您审阅。顺便汇报一点个人的有关情况。 % i; y& D9 f( c8 s! Y- i; H' n4 l5 l 这个稿子我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我是 9月21日出院的，半个月时间一直呆在家里，非常吃力地写这个稿子，包括国庆节假期在内。我的伤还没有好，胸部痛、头晕、手脚无力。我是用电脑写作的，有时实在坚持不住了，就睡在床上口述，要我女儿输入电脑。我这样做完全是基于下面的几个因素： 2 m5 _. M/ u8 H* e/ F# D: y9 r- ?
第一，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心。您平时对办公室的同志，一直非常关心。我们受伤后，您多次到医院看望。这些使我很受感动。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做服务工作。当然，深感遗憾的是，我的服务工作并没有做好。 6 w2 C1 c+ x# P4 Q1 Y- C z' f1 J
第二，政研室多人受伤，人手很紧张，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影响全县的工作。这是我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职业责任。 3 ^# [/ o' ~* f7 g% W& q- R 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这次受伤之后，我可能难以继续从事办公室繁重的文字工作了。我感到这是我在办公室站的“最后一班岗”。我主观上希望能把这班岗站好，客观上是否站好了，那就很难说。 ! O# ]5 @4 [* C$ \. V/ i) Z. Z
事实求是地讲，我是一个没有过高欲望的人，是一个低调者，我并不希望当个什么“官”。我常用“知足常乐”来勉励自己。我也很愿意从事文字工作。如果我年纪还轻一些、精力还充沛一些，我是乐意继续从事目前这个工作的。而现在，自己的身体、精力确实难以承受这副重担了。因此，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变换一下工作。 ! S4 S$ R# j1 s+ a8 P* N5 t
此致 2 [9 [8 C" N: L4 H2 Q
敬礼 ( r; e/ k$ [1 o3 m+ }; y. J罗亚辉 : c9 z! y/ \$ B 一九九七年十月五日3 {" _' J: `$ \3 O# u7 q H" h
/ s8 X; U4 Y, i* W 郭书记接了那封信后，没有和我谈话，我事后分析，可能他就开始了人事上的运作。1998年，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党政负责干部大会，县委安排我在会上作典型发言，这可能是郭书记在为我的调动造舆论、作铺奠了。我作典型发言以后不久，就调到县工商局去了。我的秘书生涯以受伤开始，以受伤告终，多少有些酸楚之感，好在中途没有大的挫折和伤痛。 : O( M% h/ n$ F
我在那次会上发言的题目是：《我的秘书生涯》。下面，我引用当时发言的一些内容：" b1 U. s) r) M. L( F- [, O
( d3 d0 e/ d# f7 d( a这 些年来，我在县委办公室写了许多材料，如果要分解一下的话，大致有以下四个“许多”的“许多”： * O2 m \, {' a! e8 [+ w
一是为许多位县里的领导写了许多讲话材料。我先后担任过为刘国权、凌令思、方先渠、张以坤、胡孟军、郭振斌等6位县委书记起草讲话稿的任务。每次讲话稿的起草，我都认真、仔细地领会好县委领导的意图，在这个大前提下，从提炼观点，到收集素材，再到遣词造句，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我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力求使每一次讲话都能够起到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作用，都能够做到使领导满意、听众满意。事实上，这个目标也基本上达到了，每次会议，反响都是比较好的。谢培清同志任市委书记时，参加了我们县的一次四级干部大会，他对胡孟军书记所作的报告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向市委政研室推介了这个报告。, m2 m" T$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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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向许多上级单位或领导写了许多汇报材料。中央的李锐、方强、曹瑛，省里的熊清泉、王茂林、陈邦柱和省民政厅、财政厅、扶贫办以及新华社、湖南日报社等单位的领导，市里的储波、谢培清、阳宝华等领导到平江检查指导工作时，我都根据县委领导的指示，比较全面系统地综合了全县的有关情况向他们汇报，每次汇报均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较好评价，为上级领导了解平江、支持平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平江籍老首长李锐曾要我以他的名义写一篇反映平江贫困状况的调查材料，后来，这篇材料发表在中顾委通讯上。 ) z& U6 g4 T& D; V- z$ K1 ?; T' w' C! J/ ~' Y- Z
三是为县里的许多部门单位或个人以及许多乡、镇、村、企业，写过反映其单位或个人工作的典型材料。这些材料，有的在有关会议上作了发言，有的被其上级主管单位作为经验进行了推介。 - }. g0 A" W C" |- H*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