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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 [打印本页]

作者: wszx 时间: 2012-6-6 23:03
标题: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可以说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有很多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更不是短短两个小时就可以讲清楚的。下面先介绍一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然后着重介绍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实践。

　　对于领导方法，毛泽东曾把它比喻为过河的桥和船。如果领导方法是过河的桥和船，领导艺术就是运用桥和船过河的才能和技巧。这个意思，宋朝的岳飞早就说过，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就是说，先摆好阵势再打仗，这是兵法中常用的办法，但怎么运用阵势打仗，则各人有各人的奥妙。他说的摆阵打仗，就是领导方法；运用之妙，就是领导艺术。也就是说，领导方法是比较规范性的，领导艺术则是运用领导方法的才能和技巧，更具有创造性、随机性等特点。

一、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艺术的主要著作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艺术的主要著作，主要有以下一些篇章：

　　一是《反对本本主义》，这是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和做法而写的，主要是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响亮地提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是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同类的著作，还有1941年出版的《农村调查》，其中的序言和跋，也是论述调查研究的名篇。论文还有后来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二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1934年初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只讲完成各项任务，不关心群众生活，也不注意工作方法，因此总得不到好的效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郑重地向大会提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三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是1943年毛泽东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为中央所写的决定。当时，已经在整风运动中从思想上批判了主观主义，但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还没有破除。于是，毛泽东总结党长期以来群众工作的经验，以及整风运动的经验，为中央写了这个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第一次从认识论的高度，全面论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另外，其中还提出领导者要善于抓中心工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

四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为中央写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望，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摆在面前，各级党委必须提高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因此，他在会议的结论中，专门提出十二条重要的工作方法，这些工作方法是：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三、“互通情报”。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五、学会“弹钢琴”。六、要“抓紧”。七、胸中有“数”。八、“安民告示”。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十一、力戒骄傲。十二、划清两种界限。

　　五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是由毛泽东和中央与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在1958年1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讨论，最后由毛泽东整理出来的。他当时要制定这个草案，也是因为“大跃进”运动即将到来，毛泽东感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工作方法还不适应，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情况。其中提出的比较重要的工作方法，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第十九条，抓两头带中间。二是第二十六条，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三是第二十八条，党的领导原则。四是第三十四条，十个指头的问题。五是第三十八条，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他说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六是第三十九到第四十四条，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并建议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在自愿的原则下，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这些规定，都是很好的，因为要做好领导工作，不多学点各方面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六是在1959年4月于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是毛泽东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了让更多的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而提出来的，一共讲了十六条工作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九条：一是多谋善断；二是留有余地；三是波浪式前进；四是按照形势改变计划；五是观察形势；六是当机立断；七是与人通气；八是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九是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

二、决策的方法和艺术

　　决策是领导者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工作。关于决策的方法和艺术，毛泽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做到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曾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也就是说，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重要地就是要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在1931年4月2日他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的关于进行社会调查的指示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后来，他还经常用《水浒》上“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宋江两次打祝家庄都没有打下来，原因就是没有作认真的调查，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后来他派拼命三郎石秀到祝家庄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了盘陀路的秘密，拆散了祝家庄和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才终于打下祝家庄。这就说明，没有调查研究，什么事都是做不好的。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就是重视调查研究的一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湖南、江西两省的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说关于农村各阶级的区别和土地革命的很多政策，就是经过调查研究才弄清楚的。在《〈兴国调查〉前言》中，他深有体会地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例如《农业四十条》，就是他集中很多人的意见才形成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也是经过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找３４个部委的领导谈话之后，才写出来的。那段时间他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有点空闲时间，所以他风趣地说，那段时间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但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全党违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犯了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１９６１年１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提出在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１９６１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家回去以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后，他就离京南下广州，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认真听取沿途各省的汇报，并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在随后召开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这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他还讲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体会，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在他的倡议下，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这对于解决三年严重经济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不仅自己经常作调查研究，还善于利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作间接的调查研究。他不仅要求回乡的战士搞调查研究，还建议战士们今后每两个月写一封信，了解家里有没有饭吃，以及生产和合作社的情况。通过这种间接的调查，他了解了不少实际情况。

　　关于调查研究的态度，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首先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他还曾说他特别喜爱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后来他曾在庐山对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上，即有时是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指出最基本的方法有三个，一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二是解剖“麻雀”；三是开调查会，这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建国以后，他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谈话时，又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村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由于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所以他对中国的国情吃得很透。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他是最了解中国的。在延安时期，就流传着最了解实际的是毛泽东这样的话。正因为他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所以他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实际上，调查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介，就是“求是”的过程。缺乏这个桥梁和中介环节，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

　　在对实际情况调查分析清楚以后，就可以进行决策了。在发给大家的稿子上，是把分析和决策分开写的。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因此，今天我把它们放到一起来讲，一共讲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要高瞻远瞩，有预见性。

　　我们现在非常强调要有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要高瞻远瞩，

洞悉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前景有准确的预见。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这就是说，要做好领导工作，必须有预见。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因为他既不能领，也不能导。而要有预见，就必须高瞻远瞩。一个人站得高不高，看得远不远，工作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就总是高瞻远瞩，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例如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党内很多人缺乏信心，林彪等人甚至提出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而毛泽东则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可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认为中国必败、必亡，有的认为中国可以速胜，“亡国论”和“速胜论”广为流传。可是毛泽东认为中国既不会亡，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也对战争形势的变化做出了科学的预见。革命形势的发展，战争之进行，几乎完全符合毛泽东之预料。例如１９４７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延安军民义愤填膺，表示坚决保卫延安。可是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是十比一，要保住延安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做出撤离延安，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进攻的重大决策。当时很多人都想不通，毛泽东说，今天我们放弃延安，这意味着将来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大家肯定会同意，拿延安换取全中国。但有的人仍不放心，例如美联社记者罗德里问毛泽东：“在目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看来的确黑暗，将来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一会便说：“两年后，我邀请你来北京做客。”结果恰恰是两年后的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胜利进入北京城。这真是历史的巧合，也说明毛泽东预见的准确，可以称得上是神机妙算。因此，罗德里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抗战时期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团团员谢伟思也曾说：“我曾问过许多中国共产党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第二，要胸怀全局，统揽全局，驾驭全局。

　　战略思维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要着眼于全局，善于从全局着眼看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毛泽东在看问题时，就总是首先从全局着眼，胸怀全局。在辽沈战役中，首先是打锦州还是打长春，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从东北战争的全局出发，认为应该先打锦州。打下了锦州，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东北的敌人就跑不掉。当然，先打锦州是有风险和困难的。林彪正是看到了这种风险和困难，才不愿意先打锦州，而主张先打长春，因为长春比较好打。作为东北地区的军事长官，他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但从全局来看，却不是高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不管看什么问题，首先要有全局观点。

　　胸怀全局，统揽全局，就要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应不惜牺牲局部的利益。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毛泽东在处理问题时，就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敢于牺牲局部的利益，去换取全局的胜利。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为以后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准备，必须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而要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必须做出让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明显地是对局部利益的牺牲，甚至是对奋斗目标的暂时改变，当时很多人都想不通，特别是当红军战士摘下五角星帽，戴上国民革命军即国民党军队的帽子时，很多人痛哭流涕，就是不戴。但毛泽东指出：这些让步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让步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种让步，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胸怀全局，统揽全局，就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的“四面八方”政策。据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毛泽东在1949年4月间同他们的一次谈话中，专门解释了“四面八方”政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这个“四面八方”政策，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发挥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确实是一项好政策。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也是要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胸怀全局，统揽全局，目的是为了驾驭全局。客观形势是复杂的，如果驾驭不了全局，就会处处被动，穷于应付。因此作为主要的领导者，必须学会驾驭全局的本领，善于驾驭全局。毛泽东就具有这种驾驭全局的本领。这首先表现在，他能够驾驭全党。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党来说，要能成功地领导它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毛泽东把全党团结在了一起，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成功地驾驭了全局，领导全党一步步走向胜利。即使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分裂。其次，他驾驭全局的本领还表现在能够驾驭形势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极其复杂的形势，稍有不慎，就会犯错误，甚至导致失败。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出现复杂的局面。国民党一面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面准备向解放区进攻。国外还有美国和苏联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毛泽东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从容地驾驭了那种复杂多变的局势，特别是及时地进军东北，对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解放战争中，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被粉碎以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成品字型展开，把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又成功地驾驭了战争的全局，掌握了主动权。

　　第三，要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中心和关键，同时学会“弹钢琴”。

　　任何一个地区和单位，工作都是千头万绪，怎么抓？有的人是不管事情大小，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累得晕头转向，工作还没有做好。毛泽东认为，在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在很多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在工作中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以带动其他。他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就非常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例如在建国初期，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多，可以说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为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明确地提出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毛泽东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还不能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在工作中也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不要“四面出击”。

　　当然，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还提出 “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就是说在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时候，还要兼顾其他工作，以其他工作配合中心工作。有的人在工作中累得要死，效果还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会“弹钢琴”。因此，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正是因为毛泽东善于“弹钢琴”，所以在各个时期，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第四，要有思路、计划和图样，善于运筹帷幄和“庙算”。

　　分清轻重缓急，明白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就是说要有清晰的思路。在工作中有没有思路，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讲话，一听就很明白，知道他胸有成竹；有的人讲了半天也听不明白，还是糊里糊涂，这就显示出领导水平的高低。有了清晰的思路，还要制定出周密的计划，绘制出详细的图样，让大家知道怎么一步一步去做。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 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就非常善于制定计划和绘制图样。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仅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总计划，绘制出中国革命的大图样，还制定出每一步的具体计划，绘制出各方面的分图样和小图样。例如对于中国革命的步骤，他明确提出要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方法，他不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还制定出各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

　　要有清晰的思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计划，绘制出指导行动的图样，就要多想、多算，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运筹帷幄和“庙算”。书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庙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他能够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多进行“庙算”。我们要做好领导工作，也要像毛泽东一样，熟练地运筹帷幄和进行“庙算”。

　　第五，要审时度势。

　　审时度势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看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例如在遵义会议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就是审时度势的结果。在延安时，有的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能否早一些时候进行，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些损失？”他想了想以后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错误有一个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二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我已经看出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但是它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众。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那么党内就会发生分裂，在大举进攻我们的敌人面前，将对革命很不利。只有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使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这就是说，如果不审时度势，过早地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不一定能成功。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也处处注意到时机和条件。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以后，张国焘看到红四方面军有１０万人，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都比较好，而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弹药很少，穿得破破烂烂，所以根本不放在眼里，野心一下子就膨胀起来。当毛泽东等人提出北上的方针后，他坚决反对，主张南下，并伸手要权。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把全部大权让给他，那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不满足他的一点要求，又可能导致破裂。于是，周恩来主动地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当张国焘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的８个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中央只同意增补２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余５人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既部分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又使他不能在中央政治局中占多数。但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后，果断地率领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冲突。到达俄界以后，中央才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在讨论这个决定时，叶剑英、杨尚昆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做就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仍称他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这就给后来争取张国焘留下余地。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并且通电党中央不得再称中央，毛泽东和党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这又留下争取他的余地。杨尚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的确如此，如果不是毛泽东审时度势，一步一步来，很可能造成党的分裂和红军的内讧。由于毛泽东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对策，才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持了党和红军的统一。

　　审时度势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利用已经具备的形势。孟子曾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就是说，一个人再有智慧，不如利用形势。因为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势而为，事半功倍；逆势而上，事倍功半。无论什么人、什么事，要想成功，都不能不顺应形势。因此，有的书提出要“顺势”、“借势”、“造势”。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首先，他善于“顺势”。例如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结束后只剩下几万人，非常困难，应该怎么办？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华北，团结抗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如果中国共产党不顺应这个大势，仍然坚持反对蒋介石，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如果能顺应这个大势，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获得迅速的发展。正是在对客观形势清醒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响亮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高举起团结抗日的大旗，逐步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正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它所领导的军队都获得迅速的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各发展到120多万人，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毛泽东又高举和平的大旗，毅然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从而又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而蒋介石却逆势而行，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政协协议，悍然挑起内战，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很快被赶出中国大陆。国共两党的不同命运，有力地说明了顺应和利用形势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不仅善于“顺势”，还善于“借势”，即借用别人的力量来做工作。例如遵义会议的召开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在会前做好了张闻天、王稼祥的工作，借用了他们的力量。当贺子珍得知遵义会议的结果，称赞毛泽东会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说：“我是借人家的码头打仗，不谨慎不行，不做工作不行，不动脑子也不行。”

　　在“造势”方面，毛泽东更是一名高手。有的书说他既善于在战略上造大势，也善于在战役上造大势；既善于在处于优势时造大势，也善于在处于劣势时造大势，并善于结合根据地建设造大势，这是很有道理的。他发动的人民战争和每一项运动，都发动起了亿万群众，造成庞大的气势。

　　第六，要多谋善断。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１９５９年３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乎把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讲了一遍，说他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可惜他３８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三国志?郭嘉传》值得一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又说到郭嘉，说郭嘉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有谋还要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他批评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只有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订的计划才能正确。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李锐等人谈话时，又说到郭嘉，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

　　毛泽东一再称赞郭嘉多谋善断，批评袁绍，目的就是为了让各级干部都多谋善断。这个道理，很多古人都说过，如 “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等等。毛泽东在决策时，就非常注重多谋，即遇事多与人商量，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例如关于建国以后对待富农的政策，他在1950年初和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就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回国以后，他于3月12日致电中南局邓子恢并告各中央局领导，要求各中央局对此加以讨论，并将此电转发各省市委加以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原来的意见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华东局饶漱石等表示支持，但邓子恢提出如果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因此应该将富农出租的土地拿出来分配。5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邓子恢和饶漱石，说“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意见起草一个土地法令草案”。随后，华东局和中南局分别起草了自己的土地法令草案。在5至6月召开的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对这两个草案分布进行了讨论，多数人同意基本采纳中南局的意见。在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因为多数人同意邓子恢的意见，毛泽东最后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说明毛泽东是多么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不仅注意“多谋”，还非常“善断”，就是根据了解的情况和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毛泽东指出，多谋的目的是为了“善断”，既要反对少谋武断，也要反对优柔寡断。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就充分体现了他随机应变、善于决断的特点。如果那时优柔寡断，就会丧失战机。所以胡乔木曾说：毛泽东“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 。

　　第七，要扬长避短。

　　清朝诗人顾嗣协在一首《杂兴》诗中曾说：“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扬长避短。毛泽东在决策时，就非常注意扬长避短。在第一次反“围剿”庆功大会上，他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生动地体现了扬长避短的原则。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兵力多、装备强的特点，也认为不能和它们硬拼，而是应该开展敌后游击战，开展人民战争。在他的领导下，敌后军民广泛地开展麻雀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战，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也生动地体现了扬长避短的原则。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在决策时也要注意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

　　第八，要留有余地。

　　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两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不仅建设工作是这样，就是舞台艺术、做文章、写诗也要留有余地。周扬告诉我，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看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没有给群众留下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要让群众去想想。

　　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就留有余地。例如达赖集团１９５９年在西藏发动叛乱以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支持，中国立即批判尼赫鲁的00言论。但毛泽东又指出，尼赫鲁是中间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批评他是必要的，但还要看到他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对于达赖，毛泽东提出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实践证明，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要留有余地，就要多想几种可能性，多制定几种方案。任何事情都有有利和不利两种因素，有好和坏两种可能。因此，在考虑问题时不能只考虑有利的、好的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利的、坏的方面，这样考虑问题才比较周到。诸葛亮就曾专门讲到“思虑之政”，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毛泽东在决策时，就总是想到好的坏的几种可能性。例如他在党的七大上的结论中，专门讲了“准备吃亏”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光明多得很，“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接着，他一共列举了１７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后来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人民），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由于他想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所以对各种情况都有思想准备，在抗战胜利后的复杂形势中制定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强调说：“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

　　第九，要不失时机地提出新任务，但又要波浪式前进。

　　所谓不失时机地提出新任务，就是在一项任务完成以后，要及时地提出新的任务，以防止干部和群众懈怠。但是，又不能总是处于高潮，必须波浪式前进。１９４８年毛泽东在谈到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曾说，从点到面的过程，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因此“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１９５７年１月，他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１９５９年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专门讲了波浪式前进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建设要懂得波浪式的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美国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５８年的９９年中，也不过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

　　第十，善于总结经验。

　　毛泽东曾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句话，是他１９６５年接见刚刚回国定居的李宗仁和他的秘书程思远时提出来的。在谈话时程思远说，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他说，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听到这里，毛泽东笑了，似乎对这句话颇为欣赏。突然，他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不明所以，一下子被问住了，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 的。停了一下，他接着说：“譬如我们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继续乘胜前进，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确是他的经验之谈。他的很多高明的决策，就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善于总结经验，确是提高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三、贯彻的方法和艺术

　　决策做出以后，就要贯彻执行。那么，贯彻执行决策或上级指示的方法和艺术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第二，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即任何一项工作，不但要有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还要在群众中发现和培养领导骨干，带领广大群众前进。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第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从群众中来，说的是决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则说的是贯彻执行的过程。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决策的方法和艺术，也是贯彻执行的方法和艺术。

　　第四，抓两头带中间。群众一般分为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处于先进和落后的总是少数，处于中间状态的总是处于多数。要发动处于中间状态的多数群众，并不容易。但如果把先进和落后的两头发动起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也就被带动起来了。因此，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抓先进的一头，实际上就是抓先进典型。典型就是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要在农村普遍推广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 “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

　　第五，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毛泽东向来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１９３４年２月，红军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口号。１９５５年８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后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又强调指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

　　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万能的。广大群众是讲究实际的，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1942年12月，他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批评很多人只知道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具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即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只有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 。

　　第六，要抓紧。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第七，要定期检查，对错误及时纠正。工作布置下去以后，不能认为就完成了，还要定期检查，否则，就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贯彻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差。１９４８年２月毛泽东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曾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对中南军区关于华南海防战备报告的批语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第八，要善于提出打动人心的口号，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动员群众。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他是这么说的，也向来是这么做的，在革命和建设中总是善于提出打动人心的口号，并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动员群众，从而取得很好的效果。

　　现在很多地方贯彻执行中央或上级的指示，往往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地去贯彻执行。毛泽东曾说，原原本本地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不过是一种懒汉的做法，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地贯彻执行。要真正地贯彻执行，就必须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与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去贯彻执行。

　　现在大家感到比较困难的，是中央和上级的一些规定和指示明显地不符合本地的实际，但又要贯彻执行。在这方面，就要学习毛泽东贯彻执行的方法和艺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例如1930年夏天，由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命令毛泽东等率领红军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这是中央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但执行了必然会带来损失，甚至会导致失败。毛泽东一方面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在率军攻打城市的时候，尽量避免造成红军的损失，一发现形势不利马上就撤军。因此，这次“左”倾冒险主义，对红一方面军造成的损失并不大。我们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应该像毛泽东那样，一方面向中央和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在工作中尽量减少由此造成的损失。这就是说，要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结合起来。对上负责，从根本上来讲也是为了对下负责，因为党和政府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对人民负责。

四、用人的方法和艺术

　　决策是靠人去贯彻执行的。因此，古代的很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把如何用人看做国之大事，对用人问题作了很多论述。例如《吕氏春秋》就提出 “三不祥”，书中说：“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唐朝的陈子昂又进一步提出 “用人四忌”，即“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曾说：“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这就是说，要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

　　毛泽东对用人也是非常重视的，把“用干部”作为领导者的两大责任之一。据吴冷西说，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日毛泽东在同他谈话时，曾称赞刘邦会用人，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还曾称赞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就是提倡，在用人问题上要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智”、“用人之术”。

　　关于容人之量，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做得是很好的。他明确提出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圈子。对于犯了错误的人，他也尽量地加以团结。例如对于犯过“左”倾错误的王明等人，在党的七大上很多人都不主张再选他们为中央委员。可是毛泽东仍然提议，应该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认为过去中央对陈独秀、李立三的处理是不对的，后果是不好的。经过他的工作，王明选上了中央委员，但是王稼祥没有被选上。于是，主席团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毛泽东在关于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还专门讲了王稼祥在历史上的功劳，希望大家选他。结果，王稼祥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来毛泽东曾说，如果他们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关于识人和用人，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是表现得很突出的。例如对于罗荣桓的使用，就是这样。１９３０年，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但军政委未到职，需要尽快地给他配一个合适的政委。林彪这个人性格很古怪，个性强，不愿听别人批评，平时一付沉默寡言的样子，别人很难跟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２８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的关系都不好。因此，给他配一个合适的政委很不容易。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中了红四军第二纵队的党代表罗荣桓。他曾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对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罗荣桓上任以后，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但他在红四军开展了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也抓得井井有条，和性格偏狭的林彪一直相处得比较好，连林彪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正因为毛泽东的重用，罗荣桓后来成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巨匠，而且成为军队政治干部中唯一的一位元帅。罗荣桓去世以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诗，说“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对罗荣桓的无比信任和深切怀念。

　　毛泽东对粟裕的信任和重用，也是知人善任的典型例子。在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就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１９４５年９月，他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他率３万人迎战国民党军１２万人的进攻，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５３０００多人。后来率部到了山东。山东军区司令员是粟裕的老上级陈毅，这就有个如何行使军事指挥的问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人：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后，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当陈毅将第一个战役方案报军委时，毛泽东还专门来电询问此方案是否和粟裕研究过。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粟裕的高度信任。粟裕不负所望，协助陈毅具体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捷，其中莱芜战役创造了３天之内歼敌７个旅７万余人的记录，因此，陈毅说粟裕的战役指挥“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刘邓大军等挺进中原后，毛泽东曾计划让粟裕率部队打到长江以南，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大后方。但粟裕经过考虑，提出率军到长江以南，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的目的，反而减少了中原地区我军的力量，应集中兵力于中原地区，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毛泽东对粟裕的意见非常重视，立即通知粟裕到中央汇报，并决定采纳他的意见。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粟裕建议的正确性。

　　美国企业家查雪尔曾谈到授权的重要性，他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 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就非常善于授权，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在战争中，毛泽东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等话。即使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开始不打锦州而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也一方面进行批评和教育，一方面又要求“如有意见请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也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治，不要请示。” 可是蒋介石对前方的将领就不放心，每一步行动都规定得死死的，往往贻误战机，造成失败。当时他东奔西跑，经常是气急败坏，但很多将领仍然不听他的。而毛泽东就蹲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指挥着人民解放军的千军万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造成这种鲜明对比的原因很多，但是不是善于用人，是不是知人善任，是不是善于授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艺术的论述还有很多，如怎么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等等，就不一一细讲了。

五、毛泽东领导方法和艺术的主要特点

《孙子兵法》在谈到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兵法的时候曾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穷胜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取胜之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若江河。” 毛泽东领导方法和艺术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敢于创新，善于以奇取胜，灵活运用，充满辩证法的光辉。

　　斯诺关于毛泽东同别人争论的描述，就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特点。斯诺说：“他有广博的学识，在辩论中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从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垮。”

　　斯诺在这里说的毛泽东辩论的策略，同他的军事策略完全一样。他的很多领导方法和艺术，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例如他指挥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灵活机动，而不是像那些教条主义者，死搬教条，碰了南墙也不回头。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是一个宝库，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认真学习。其中有些方法是必须完全继承的，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等等，都是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基本的工作方法，不但要继承，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

　　当然，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他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法制观念不够强，对运用法制进行领导、实行法治做得不够。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是决策的现代化、程序化、科学化，要依法办事。另外，对于毛泽东的一些领导方法和艺术，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加以灵活运用和发展，例如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主要是采取深入实际、开调查会等方法，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从网上查询有关的信息；现在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调查机构，也可以利用他们进行专门的调查。总之，学习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也要创造性地学习，把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艺术同现在的形势、特点结合起来，不能照抄照搬。　

作者: 老猫 时间: 2012-6-7 09:15
向老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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