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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公文之大话、空话、套话三题 [打印本页]

作者: 惠州秘书 时间: 2012-9-9 08:03
标题: 公文之大话、空话、套话三题
我们历来反对大话、空话、套话。但总感觉反对无效。君不见，我们至今仍在被这“三话”包围着。
为什么会屡禁不止？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大话、空话、套话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讲演，即《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当年为党八股列举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环顾一下身边的公文材料，你敢说党八股远我们而去了吗？好像并没有。

一、公文“三话”古已有之
不要以为：我们与大话、空话、套话的斗争是从毛泽东开始的，错了，还可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空间。
据史书记载，我国明代以前的公文是没有标题的，公文之所以从没有标题变为有标题，就是与公文的大话、空话、套话斗争的结果。
据《二十五史•明史》记载：
茹太素，泽州人。……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一份五百字就可说明白的公文，茹太素竟写了一万字。朱元璋因此命令中书省订立上书陈事格式，繁文违式者要治罪，并亲自为上书陈事格式写了序言。
朱元璋的办法是：臣属呈给皇帝的奏章，要择其要点另写250字，把它附在公文的后面，叫“贴黄”，也可放在前面，叫“引黄”。皇帝只看“贴黄”或“引黄”，不看全文。从此，奏章“贴黄”成为公文撰写的一种制度，并为清朝所沿用。
明朝崇祯当皇帝时，他命令内阁制作贴黄的式样，由题奏本官自己撰写，全文不得超过100字，贴附牍尾，以减轻皇帝总阅全文的负担。清代顺治初年也规定：凡题奏本章，贴黄不得超过100字。
这“贴黄”在后来的公文中逐步演化为“摘由”、“事由”。即在公文前面用极简短的一句或几句话对公文内容进行概括。这“事由”后来就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标题”。在现代的发文专用稿纸中仍有列“事由”栏目的。
朱元璋的行为很耐人寻味。事情是从刑部侍郎茹太素上书引起的，500字就可说明白，茹竟写了10000字。那就是说，茹太素的这份篇幅在10000字的奏章里，有9500字都是大话、空话、套话，有意义的实话、真话只有500字。
朱元璋的对策是：我只看你拧干水分的有效信息，即写在前面的那250字。其余的大话、空话、套话，只要你愿意，你写多少字我都不管。
从方便阅读、节约纸张和人力，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朱元璋应该想一个更彻底的办法，即凡是类似茹太素的这种情况，只准写500字，超出则治罪。但朱元璋及其以后的历代皇帝都没有这样做。
开国皇帝大多都是聪明绝顶之辈，朱元璋不至于想不到彻底根除大话、空话、套话的办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半截子的改革呢？我估计，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为什么不想？估计就要从政治需要上找原因了。

政治上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曾国藩当年写过的一份《应诏陈言疏》中看出一些端的。曾在这份奏章中痛斥当时仕途的丑恶形状：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第8页，岳麓书社2004年1月第1版）
这里的“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极值得玩味。“奏章”者，公文也；“粉饰”者，公文的功能也。何为“粉饰”？这里指掩盖实情、实质或失误，过分雕饰，引申为夸大事实或妄自造作。“语无归宿”者，即大话、空话、套话也。这就告诉我们，公文有“粉饰”的功能，“粉饰”什么，当然是粉饰太平，粉饰繁荣，粉饰可以粉饰的一切。聪明如朱元璋者，对公文的这种虽“语无归宿”，但却极具“粉饰”的功能肯定是心知肚明的。基于此，朱元璋之辈有关公文的只治标不治本的半截子改革也就好理解了。公文之所以大、空、套，我感觉和发文多、发文乱有关，其实有的事情没必要发文的，但为了表示对上级的言听计从，便不得不发文；拟文时领导一句话要高度重视，那就不得不篇幅长一些，总之要想提高公文的质量还是首先得从领导作风上抓起。

二、公文“三话”盛行的原因

因腹中空导致文中空。为什么有些单位的公文总是翻来覆去那么干巴巴的几条筋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执笔人对情况不了解，或了解得不深，手中无“货”，心中无底，又硬要去写，就只好从概念到概念，从原则到原则，人云亦云地空发一通议论。正像有人讽刺的那样：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道路没有不“曲折”的，团结没有不“紧密”的，结尾没有不“奋斗”的……
过去的大话、空话、套话主要是抄书，抄报，抄文件，现在技术进步了，抄都不用抄了，干脆从网络上复制、粘贴了事。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公安部消防局主办的“中国消防在线”老秘网上，河南开封消防支队与漯河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漯河政法委书记换成了开封市副市长，而开封市副市长的讲话中竟还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字眼，被网友戏称为“开封指导漯河工作”。
由于公文的大话﹑空话﹑套话盛行，居然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公文交易老秘网，生意很是红火。
因偷懒耍滑导致照抄照搬。人都是有惰性的，大话、空话、套话的一大好处是省时省力，何乐而不为？既用不着创新，更无须冥思苦想，上面怎么写，下面也怎么写；过去怎么写，现在还怎么写；此单位怎么写，彼单位也怎么写，根本就用不着费力去了解实际情况，更用不着在知其然的同时还要去知其所以然，那太辛苦了。只要能熟练运用“深化、强化、增强、提高、改善、强调、指出、研究、改革、发展、机制、机构、体制、制度、长效……”这些泛滥成灾的套话，几乎能写出天下所有的公文。
机关工作可分为办事、办会、办文三大类。办事可能会有寻租空间，争相前往者多；办会也不错，可积累人脉，可免费吃住，可能还有会议纪念品相赠；最不济的是办文。因为办文辛苦，无利可图。办文者偷懒耍滑，也是情有可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公文的大话、空话、套话，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掩饰实际问题，造就虚假繁荣，进而捞取政治资本，真是太“给力”了。
当然，大话、空话、套话，偶尔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中央有一个提法：“在政治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提法现在也不过时。河南省有一个县委就模仿中央的提法，要求全县人民“在政治上与县委保持一致”。就因这一句话，为这个县委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当时的人民日报还曾发文批判这一提法。这也是模仿者始料不及的。
因敷衍塞责导致空话满篇。有时候，执笔人并不想满篇空话，但确有苦衷。
比如，上级统一向下级布置了一项工作任务，要求下级必须贯彻执行，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将贯彻执行的结果向上级报告。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下级单位可能贯彻执行得非常好，有的单位可能贯彻执行得不大好，有的单位可能压根就没有贯彻执行。
没有贯彻执行，又要上报工作结果，能不能实话实说？就说我什么都没做，然后再解释一下原因，行不行？在当下，那等于不听招呼，不听指挥，似乎不行。那怎么办？只能借助于大话、空话、套话敷衍上级了
因个人利害导致顾左右而言他。有些公文似是而非,似乎什么都说了,但似乎什么都没说。奇怪的是，有的人在私底下讲话非常生动实在，但一到公文中就空话、套话连篇，干巴无味。还有的人在位时大话、空话、套话不离口，但临近退休或退休后就口无遮拦，实话实说，妙语连珠了。这时的文中空与腹中空无关，那与什么有关呢？有人说与胆量有关，我不这样看。
我认为这与个人的利害算计有关。俗话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反之，“无容乃小，有欲则软”。之所以在位时大话、空话、套话不离口，是因为身在圈内，有关个人利害的算计太多，欲望太重，怕这怕那，最核心的是怕有损个人或局部的利益。
既要有声音将时间占满，有文字将纸张写满，但这些声音和文字又必须是四平八稳的，圆润好看且没有棱角的，无伤大雅的。那除了大话、空话、套话，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据媒体报道，每年“两会”分组讨论时，不少代表张口就是“立意高、内容实、指导性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字典里就只有这几个词。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一位政协委员在分组讨论时用了20分钟讲形势大好，又用了20分钟讲别乱吐痰。其内心的利害算计傻子都能看出来。
对大话、空话、套话这类不良文风，圈内人与圈外人的评价往往不一样。批评指责多来自圈外人。退休后之所以口无遮拦，敢实话实说，是因为退休后就变成圈外人了，说实话虽然没利但至少是无害了。来自圈内人的批评较少，仅见于高层领导人或个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良文风已形成了路径依赖，一些圈内人因利害算计的原因，对公文语言的审美取向已被扭曲，公文中如没有大话、空话、套话，反会被视为另类。

三、公文“三话”可以避免吗？

当然可以避免。
怎样避免因腹中空导致文中空？除了加强学习，充实提高，似无别的办法了。连曾国藩都是这么想的。
曾国藩当年就曾建议咸丰皇帝举行“日讲”，也即加强学习的意思。有点类似现在我们请专家来讲课或举行集体学习。咸丰皇帝开始本也赞同“日讲”，还让曾国藩上报详细的“日讲”规章，共有十四条。曾国藩唯恐皇帝看不明白，其中还附了一张自己画的“日讲”座位图。曾国藩写文章是高手，但画图却不行，画得非常难看，被众多同僚耻笑。曾国藩的“日讲”建议最终也未能在部议中通过，不了了之。
大话、空话、套话之所以屡禁不止，确实与执笔者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养不高有关。笔下发虚，是因心中无数。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来没有调查，又硬要去发言，那大话、空话、套话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学问没修炼到一定的时候，没搞清楚前因后果，情况不明，业务不精，要想用自己的话把问题说明白，谁都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又急于去写文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用司空见惯的大话、空话、套话充数，重复过去、重复上级、重复别人，下笔千言，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二是用谁都看不懂的话来唬人。
如何提升理论素养，笔者不敢谈。这里仅就业务素养的提升提点建议。从业务的角度讲，如想避免大话、空话、套话，从纵的方面说，熟悉“三头”是必须的，即上头、下头和本单位这一头。　
熟悉“上头”是指，在国家层面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层面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要熟悉，业务标准要熟悉，发展演变的过程要熟悉，等等。
熟悉“下头”是指，下面所属单位的实际情形要熟悉；典型的人和事要熟悉；各种基础数据的变动情况要熟悉；工作的亮点、难点要熟悉；有过哪些经验和教训要熟悉，等等。
熟悉本单位这一头是指，本单位业务职责的范畴和演变情况要熟悉；本单位历史上曾经出台过哪些可操作的规范、章程、办法要熟悉；本单位曾经主持或举办过哪些大型活动要熟悉，等等。
从横的方面讲，既要熟悉本单位的情况，还要了解兄弟单位的情况；
既要熟悉本行业的情况，还要了解相关行业的情况；
既要熟悉本国的情况，还应了解国外的情况，等等。
从时间的角度讲，既要研究过去的情况，更要研究当前的情况，也要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
只有把与业务相关的各方面的问题都烂熟于胸，才能在公文写作中做到上下挂钩、点面挂钩、内外挂钩，左右逢源，触类旁通。才有可能写出新意，写出个性。?
怎样避免因偷懒耍滑导致照抄照搬？学术界的照抄照搬称作学术fubai或学术不端。殊不知，学术不端的源头在公文。那公文的照抄照搬应该叫什么呢？叫“公文不端”太不给力了，别的称呼暂时还想不到，就先叫“公文搬家”吧。对学术不端，我们现在的口号是“零容忍”。那对“公文搬家”又该如何处理呢？可操作的处理办法目前还真没有。
强化舆论监督应该是有效的办法。对典型的“公文搬家”予以公开曝光，公开批评，当然也允许反批评。通过评选最差公文，营造一种对公文照抄照搬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
曾有学者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权威性的机构，负责审查公文稿, 大话、空话、套话一律不许通过,把不良文风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把讲真话作为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习惯于大话、空话、套话的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我觉得这办法在当下并不靠谱。在公文的制发过程里，本来就有一个审核的程序，现在即使把这个程序独立出来，变成一个专门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归谁统辖呢？要成立一个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权威机构来审查公文，至少在当下，是没有可操作性的。没有权威机构，诫勉谈话就更不具可操作性。首先是没有可见度很强的认定标准，对什么是大话、空话、套话，不好认定。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进行诫勉谈话，谈什么，怎么谈？对方不服气是肯定的，双方不吵起来才怪。
怎样避免因敷衍塞责导致空话满篇？“敷衍”之所以能“塞责”，是因为管理粗放，考核不到位。解决之道当然是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不能让说实话、干实事的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夸夸其谈、弄虚作假的人有市场、得好处。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两字，要让那些习惯于说大话、空话、套话的人不但得不到好处，还要根据不同情况和造成的后果，分别给予批评、通报，甚至降职、免职、撤职的处分。
怎样避免因个人利害导致顾左右而言他。应当领导示范，舆论引导，张扬个性，营造活泼的仕途文化。传统的仕途文化是：从众、低调。很多官员奉行：随大流，跟着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回避是非,难得糊涂,等等。传统的仕途文化反映到文风上,就是大话、空话、套话。
过去我们对大话、空话、套话太过宽容，对真话、实话、新话过于苛刻，以至于前者代表正确，后者搞不好会有风险。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照本宣科无成本，思想创新有代价”。
应多在舆论上扶持有个性，敢于表达自己观点，敢讲真话、实话的官员。只有个性官员的逐渐增多,才会有个性公文的逐渐增多，才有可能促进政坛文风的转变。
更好的办法当然是让那些凡事都从个人利害出发，个人欲望太重，算计太多，因而凡事都顾左右而言他的官员当不成官。当然，这需要改变权力来源。如果权力来自选民，而不是来自上级，我看谁还敢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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