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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知名作家妙言回答大学生提问：写作是自在的 [打印本页]

作者: 大秘书 时间: 2012-9-11 16:45
标题: 知名作家妙言回答大学生提问：写作是自在的
本帖最后由大秘书于 2012-9-11 16:49 编辑

　学生：莫言老师你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请问作为小说家的你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在20年前你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轰动一时，20年过去了，现在很多作家的作品被搬上荧幕，你觉得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大家有了张艺谋的电影就不会看莫言的小说了呢？谢谢！

　　莫言：改革开放对中国作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甚至都没有海洋大学这个漂亮的新校园，说句更难听的，甚至没有在座的很多的同学，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关于电影和小说的关系，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放开让他们改去，好的小说与好的电影互相是不能代替的，像张艺谋把我的《红高粱》改成电影，也没有妨碍我的《红高粱》继续被读者阅读。我一直认为作家对电影应该抱一种平常的心态，写小说的时候最好把它全忘掉，写小说的时候，念头越少越好，念头越多越麻烦，想着电视，想着电影，就会下意识的使小说的纯粹性受到影响，也会下意识的迁就一些导演或者演员的要求，我也有过这样失败的尝试。

　　学生：王蒙老师你好，我也是河北人，今天特意赶来的。据说你在新疆呆了16年，这16年的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尤其是对你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请问在哪一方面新疆这16年给你印象是最深刻的？而且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师哥现在正在新疆做青年志愿者，现在的青年人要不要像你当初一样去比较偏远的地区体验一下那种艰苦的生活来改变一下自己浮躁的心态呢？你有机会的话，还想不想再回去看一看新疆呢？

　　王蒙：从1963年到1979年，我29岁到45岁是在新疆，29岁到45岁对一个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很喜欢新疆，我也喜欢那个地方的大自然，完全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可怕，有它艰苦的一面，也有特别美好的一面，冬天雪比较大，所以在北京过冬天我觉得相当得不过瘾，缺少寒冷，缺少冰雪。另外，我和维吾尔族的老百姓完全打成一片，到现在我还可以讲非常流利的维吾尔语。我离开新疆以后，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回去过，常常回到我劳动过的地方。当然，那儿的哈密瓜、羊肉也特别好吃。我在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情况下，在新疆过着在那个时代最可能的快乐的生活。苦中作乐，苦是真的，作乐也是真的，这些在我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表现。

　　咱们在座的有没有从新疆来的学生？哦，这位同学是新疆的，你是新疆什么地方的？伊犁。你是伊犁什么地方的？哦，巩留县。巩留我也去过，巩留那个最好的牧场我也去过，那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我在巩留可以连续骑马骑三天。我在巩留县有时候露宿在草地上，因为我是近视眼，我把眼镜摘了还有点散光，我当时主观的感觉天上的星星和雨一样，星星的光一条线，一条线似的落在我身上。有时候，这种感觉的真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感谢这位河北老乡提出来的让我非常高兴说的一个关于新疆的话题，也感谢那位伊犁的同乡。

　　学生：各位老师好，我现在这个问题是想问一下王海老师，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谈一下我与陕西的缘分。首先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读到了陈忠实老师写的《白鹿原》，后来读到了贾平凹老师的许多散文，后来还看了张艺谋得一些电影，后来我有幸去了陕西，去了西安，去了宝鸡，法门寺、黄土高坡，还有层层黄土堆积的塬，站在这个塬上我感慨万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只想放声唱一首《信天游》，所以，在这里俺想问一下王海老师，你能现场用一些具体的话语来谈一下你们陕西特有的黄土的景色，还有那里朴实的人吗？还有陕西特有的那方水土为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王海：谢有顺老师总是打断俺，不让俺说话。要谈陕西，就谈俺们五陵原。陕西这个地方，土层非常厚，咸阳的北边土层更厚，是真正的黄土高原，连绵不断，从下面看是一种景观，从上面看又是另外一种景观。用一两句话，真的难以形容陕西的美，大家有机会亲自去陕西看一看，俺想你们的感觉比俺的感觉更好。

　　学生：我想请问莫言老师，你的名字叫莫言，但是你在你的小说里面，在你的文学世界里面说了很多话，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理想的生存方式，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还是一个文学创作的精神世界里？谢谢！

　　莫言：这个笔名，现在和我的很多行为已经成了绝妙的讽刺。话说了很多，说了很多的废话、假话，当然也有真话，偶尔。（笑）至于作家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我想和常人也差不多，很多人实际上不是生活在一种状态下，比如：官员、商人、演员，他都有自己生活的另一面，回到家里面对老婆孩子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一套话语，他在舞台上，面对听众，面对下属的时候讲的又是一番话语。所以，我想演员、商人、作家都有好几套话语。这个我感受非常强烈，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一旦到了外面，和村里的人讲的完全是一套普通的话语，回家以后又是另一种讲话的方式。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一种半虚拟的状态，这个时候他的精神是非常自由的，他可以把现实生活中不敢说的话，在小说中淋漓尽致的说出来。但是，永远生活在小说中也非常麻烦，必须更多的时候还原为一个常人，如果处理不好虚拟境界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把诗歌里扮演的角色搬到现实生活中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当然，也有写小说写疯了的，那是极个别的。

　　学生：各位老师好，我想请问王蒙老师一个问题。前不久，80后作家韩寒发表了一番非常犀利的言论，他说如果他当上了作协主席，就会把作协解散。对于他的这番言论你会觉得反感吗？请问王蒙老师是如何评价韩寒的这番言论的？你是怎么样看待作协的？还有你对80后作家的看法？谢谢！

　　王蒙：我因为工资也不在作协领，所以我对作协的前途问题，没有那么特别的关心。好像急于去解散作协也不是一件有道理的事情，现在作协还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有人说，一加入作协就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是胡说，我们台上在座的都是作协的会员，至少自己没有认为自己加入作协以后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如果写的不好，是因为自己没出息，没有必要把账赖在作协身上。是不是不加入作协就写不出好作品来了呢，那也不见得，加入作协是加入作协，作品好坏是作品好坏，韩寒就没有加入作协，他也挺能写的。

　　关于80后昨天也已经说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弄得非常的对立，对于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不必过于认真，它也不构成什么实际的威胁，至于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一高兴了，作家都有这方面的毛病，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总要吸引别人的眼球，要引起注意。有时候，有些说法是相当精彩的，昨天莫言也举了一些例子，关于美国那个明星说的话，韩寒的那些评论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一些呢，显然是因为韩寒的信心不够，因此做出了不公正的判断。比如说，他对冰心的那种轻视的态度，我想他不了解冰心，我多次讲过，今天在这里起码是第七次讲，冰心对中国有三大贡献，第一作为“五四”以后的儿童文学，她的《寄小读者》是中国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好好的，用一种亲切的态度给孩子写散文。第二就是冰心的新诗，她在“五四”那个时期，《春水》开一代新诗风。第三是冰心对纪伯伦和泰戈尔的介绍，她所翻译的《飞鸟集》、《吉檀迦利》、《沙与漠》都是无与伦比的，绝对不是韩寒这些人所能够达到的。因此，韩寒说他看了选到小学课本里的《小橘灯》，那很可能《小橘灯》那篇文章比较一般，我想主要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还不会把最好的作品选到课本里面去，这并不是冰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既无须对80后视为威胁，或者是嫉恶如仇，或者一律轻蔑，或者抱着一种训孙子的态度。也无须乎对80后拼命的吹，认为他们将来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的知识，显然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莫言刚才谈到《红楼梦》，使我非常高兴，但是韩寒在很多场合就明确表示他没有读过《红楼梦》，也不想读。

　　谢有顺：文学不能提供独特的精妙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除了社论的语言、骂大街的语言之外，我们还要不要一种独特的、带有个人体温的语言。我想这是文学之所以还要存在，还受到欢迎的原因。因为它提供一种个别的独特的看法，作家写作的意义才由此生发出来。如同我们读《红楼梦》时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所提供的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是完全和当时的主流价值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可以说金榜题名，才是一个男儿郎真正成功的标准。但是，曹雪芹告诉我们说，那个东西没有意思，他觉得跟几个青春女子吟诗作赋、你情我爱才是人生的价值。在当时这种人生价值当然是个别的，并且具有反叛意义的，但他提供了曹雪芹个人对于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个别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学会通过文学作品（小说）来与作品背后的个人进行对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瓦尔特·本雅明，他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如果一部小说的背后，没有一个孤独的个人，没有一个只属于王蒙老师、莫言老师，或者王海老师个人的秘密，我想小说就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通过几个老师的谈论，我很受启发，至少让我知道该如何理解和接触一部作品。今天，我们还得往下谈，我想先叉开一下，我很想问一下几位老师，你们读当代的诗歌吗？因为你们都是小说家，不知道平时喜不喜欢读诗歌？或者你们怎样感受诗歌？我想让几位小说家谈谈对诗歌的看法，我知道王蒙老师也写诗，那么莫言老师呢？

　　莫言：我也读，我也偷着写诗。

　　谢有顺：莫言老师还给王蒙老师写了一首诗。你能背出来吗？

　　莫言：还是算了吧！漫道当今无大师，请看矍铄王南皮。跳出仕途鱼入海，笔扫千军如卷席。这是非常高级的“马屁”。旧诗的好处就是含蓄，类似这种话题，你如果用散文的形式拍这种高级的“马屁”，你会觉得非常的肉麻。旧体诗就可以起到极度夸张的效果。（笑）王蒙：要不然他怎么能当上海大的驻校作家呢！

　　莫言：我也觉得这个驻校作家得来的有些奇怪。现在醒悟了，原来得益于一首诗，成了驻校作家。（笑）新体诗也写一点，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旧体诗可能受形式的束缚比较多，写旧体诗需要有很好的古文的训练，音韵的培养，还要懂得古体诗的写作规律，懂得它的 “潜gz”。所以，我写的旧体诗，也只能算是打油诗，否则在行家眼里会闹笑话。所以，当看到很多人大言不惭的把他们写的七个字的或者五个字的排列的很工整的诗，自命为七律、五律，七绝、五绝时，就觉得十分可笑，因为这根本不符合古体诗的规矩。当然，像李白那样的大家他写诗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也可以打破旧体诗的规矩和规则，他这种破坏是一种创造。如果没有李白和杜甫这样的才华，一个人的“破坏”就是无知。

　　当代的爱情诗歌，我想对年轻人来讲是和吃饭喝水一样是一种必然的需要，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一个潜在的爱情诗人，当然每一个年轻人都也是这种爱情诗歌的热情阅读者。我所说的我偷着写的诗，当然不是那种近似旧体诗的打油诗，也是和爱情有关的，但是到底爱谁我就不敢说了。（笑）谢有顺：王海老师你肯定写过诗吧？

　　王海：写诗的人都比较疯狂，俺不会疯狂，所以俺不大写诗。以前写过很多诗，都是给女朋友或者爱人写的。所以对大家也不能说，请大家原谅。（笑）谢有顺：刚才莫言老师说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一首写海的诗，有两句我觉得写的不错。

　　它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笑）其实，这很能够表达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的真实感受，像我来自农村，第一次看海时，就想哪里来那么多水呢？（笑）莫言：我想起来一个很疯狂的诗人写的一句诗，他自认为是中国第一诗人，但是名气不大，他站在北戴河边上说；“大海啊，你为什么这么蓝？我不在，你蓝给谁看？”（笑）谢有顺：王蒙老师，你觉得写诗对写小说有影响和启发吗？

　　王蒙：我对小说有一个个人的偏见，我特别追求小说的诗性。陆文夫在很多场合说过，他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是一个小说家。他这个表面上好听的话里，稍微隐藏着一层意思，王蒙其实不会写小说，只是写诗一样的写小说。我知道文人之间都是要互相调侃的，他说一句好话，千万不要认为是好话。所以，莫言不管怎么“拍马屁”，我都对他抱有足够的警惕。（笑）谢有顺：既写诗，又写小说的作家有一个优势，像王蒙老师，碰到小说家你就和他比诗，碰到诗人，你就同他比小说。不是有人说，张艺谋是导演里面摄影最好的吗？做导演就和别人比摄影，他是摄影师出身，他也是摄影师里面导演作的最好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外国小说，有时候我也喜欢它这种说不出来，道不出去的感觉，你想分析它你又分析不出来，这种能给文学老师出难题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我喜欢约翰·契弗，他住在美国的布鲁克林地区，他经常描写美国布鲁克林地区的犹太人，有时候你说不上他是在说什么，小说的开头有时候从中间起头，甚至没有头，走到那儿该掐了，他就掐断了，里面有各种生活的细节，但是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他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特殊的表演方式。和约翰契佛有点接近的就是杜鲁门·卡波特写的《灾星》，他写那个女孩儿走过路来，鞋后跟敲打地板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如同吃完冰淇淋之后的那个小勺敲打玻璃杯的声音。看完这篇小说之后，我做了多次试验，用勺子敲打茶杯、玻璃杯、碗，我怎么敲也敲不出女孩儿的鞋后跟敲打地板的嗒、嗒、嗒的声音，两种声音一点都不相像，但是我仍然认为他这个细节写得好。你想啊，刚吃完冰淇淋，用小勺敲打着玻璃杯啪、啪、啪……那边一个妙龄女郎的鞋跟敲打着地板走过来嗒、嗒、嗒……很容易让人产生遐想。（笑）这种遐想啊，而且是绝对不会发展成足底按摩的。（笑）(冯文波张广峰高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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