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记事·忆人
5 ~$ w; e0 `; C9 Y0 p$ k熊光楷
熊光楷将军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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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好收藏。我爱好收藏的，不是奇珍异宝、古董字画，而是签名书。古今中外的签名书都在我收藏之列。有时候，斯人远去，收藏签名书有困难，我就收藏盖章书。古人写信，见字如晤；古人掌军，见印如令。通过这些签名书和盖章书的收藏，我和这些作者们也如同会面，可以倾心交谈，可以亲耳聆听他们在书中的叙说。
缘起《邓小平文选》
我对签名书的收藏爱好，缘起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于1993年10月。1994年，邓榕送给我一本精装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书中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一页，留着邓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落款时间是1994年。邓小平同志诞生于，1994年恰好是邓小平同志90寿辰。能在邓小平同志90寿辰之际得到他的亲笔签名书，让我深感荣幸。
由于这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特殊意义，所以1994年虽然距今已有十几个年头，我还能清晰记得那一天的激动与振奋之情。当我翻开熟悉的亮黄色的封面，邓小平同志的签名立即跃入眼帘。笔迹清晰，犹如新写出来的一般；笔锋饱满有力，全然不似出自一位90高龄的老人之手。真是字如其人，毛主席评价邓小平同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同志的签名，就是这种鲜明性格特征的生动体现。
邓榕赠给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这本书竟然打开了我生活的另一扇大门。在此之前，我也收藏过一些签名书，但都是零零星星的，总共只有几十本。从那以后，我开始一发不可收地系统收藏各类签名书、盖章书。到今天，我收藏的签名盖章书已超过2000册。作者遍及全球，有中外名人，也有师长亲友。
人们常说，有一好，必有一累。但我在收藏签名书的过程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其中的无穷乐趣。乐此不疲，当然丝毫不觉其累了。
书不能凭空而来，或购、或索。每日读书看报，我都会仔细留心出版信息，遇到好书，立即设法购买。当然，朋友们的书，我也可以索要。索书有索书的技巧，可以托人，可以寻找机会与作者见面，也可以以讲课等为“代价”或以回赠书为名“交换”。现在回想起来，带给我的都是乐趣。
购书、索书必须读书。不读书，既对不起作者的伏案辛劳，也对不起作者亲自签名的情意。干任何事，强迫总不是好事，只有读书除外。像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在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一个人永远都只是浪花一朵，他的亲身经历永远都只是事情的一些侧面。要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读书。手捧书卷，或者潜心研读，或者随意浏览，或者快速搜索，或者直取所需，我常常能够“撞”见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往事如烟，但在书本上，往事却是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读书可以勾起我对许多事情的回忆，可以补充完善我对许多事情的认识，可以使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得到许多启示，从而启发我积极而主动地面向人生、面向未来。因此，藏书，也是为了记事。
购书、索书、读书、藏书，像蚂蚁一样辛苦，像蜜蜂一样勤劳，既是为了书，更是为了人。书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是媒介。检点自己的藏书，仿佛是与人类的许多精英分子进行跨时空的精神交流，又仿佛是与我的众多朋友倾心交谈，互通款曲。因为这些书，既使我想到那些名垂青史的革命前辈、开国元勋、外国政要、文学巨匠、科学泰斗、经济学大师，又使我想到那些曾经费心帮助我搜集签名书或者将他们收藏的签名书赠给我以成我之美的朋友们。以书鉴人，以书会友，无论他们多么伟大还是多么平凡，都对我如何做人有帮助，对我如何看待人生有益处。因此，藏书，还是为了忆人。
藏书、记事、忆人，对我来说，这已不仅是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明代张岱曾经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因此，藏书之癖，有助于我颐养深情。
“何止于米 相期以茶”
我是在印度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时认识季羡林的。当时，仙风道骨的季羡
先生是那种一见就能让人心生钦敬的长者。他相貌清癯，举止从容，态度亲和，双目传神。他之所以受到印度驻华大使馆的邀请，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与印度有很深的关系。他精通梵语、吠陀语、吐火罗语等，在语言学、文化学、佛教学、印度学等方面深有造诣。这些都使他能够深入印度文明的内核，起到沟通中国与印度的桥梁作用。
但我对
面对这位硕硕勋儒，我突然想起自己藏书的爱好。如果请他为我关于藏书的书题词，岂不妙哉！
于是我对
“书名是什么？”
“《藏书·记事·忆人》。”
先生字如其人，也是清瘦见骨，是那种典型的文人书法。这不同于一般书法家的作品，这种书法风格的养成，靠的不是临池挥毫、力透纸背，而是靠长年累月地埋首文案，辛辛苦苦爬格子。这种书法带有浓厚的书卷气，能够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享受。
其实，早在1997年，我就得到了先生的签名书。那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季羡林自传》。这本书虽然名为“自传”，却并非专门写成的传记作品，而是
2007年年初，季羡林先生出版了《病榻杂记》。他在书中著文，谦虚地辞去人们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他写道：“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先生求真务实的谦虚态度的确令人钦佩。《病榻杂记》出版后不久，我通过301医院的朋友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签名本。
80岁和90岁的时候，季羡林先生分别写了《八十述怀》和《九十述怀》。在《八十述怀》中，季羡林先生引用了冯友兰的一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季羡林先生说，他是没有什么大志的人，但他“相期以茶”，他知道，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他并不恐惧，因为在他眼里，既看到了坟，也看到了野百合和野蔷薇，在未来的路上，他眼前会“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在《九十述怀》中，季羡林又说，在他眼里，坟墓多了，野百合少了，但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他的步伐。
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真诚地祝愿，以这样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去生活，先生“相期以茶”的那一天，真的会到来……
汪道涵替我请巴金签名
有一年，我到上海出差，带着一本书去看望汪道涵。汪道涵极爱读书，逛书店是他的最大爱好，文学、历史、经济、社会、艺术等类别的图书，他都爱读，可以说是每日手不释卷。而我带这本书的目的，不是送给他，而是想请他帮忙，求得作者的签名。
这本书是《春》，作者巴金。
“汪老，巴金老人因病住在医院，想得到他的签名很不容易，我想来想去，只能拜托您了。”在和汪道涵谈完公事之后，我拿出《春》，对汪道涵说。
1994年，91岁的巴金由于长期工作劳累，造成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1999年春节期间，巴金突发高烧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被送进华东医院抢救，由于年事已高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要得到他的签名，必须寻找特殊的门径。汪道涵曾在1980年后担任上海副市长、市长，在上海广受尊敬。我想，通过汪道涵，肯定能使我如愿以偿。
“巴老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这三本书，我都买了，都想请巴老签名。但因为他年事已高，过度烦劳他，于心不忍，所以，巴老如果能签其中一本，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继续对汪道涵说。汪老耐心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
“‘激流三部曲'中，‘家'太小了，‘秋'太老了。所以，我想请巴老在这本《春》上签名。”
当然，我所说的“家”太小，只是单纯地就字论字，而不是指巴金的小说《家》影响力小。实际上，“激流三部曲”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最广为人所知的就是《家》。同样，“秋”太老，也不是说小说《秋》老气横秋，而是说“秋”作为一个季节，会使人产生迟暮的寒意。
听了我对“激流三部曲”“强词夺理”的解释，汪道涵温厚地笑了，“你把书放在这儿吧，我会想办法的。”汪道涵说。
委托汪道涵，是正确的选择。不久，我就收到了巴金的签名书。令我惊喜的是，巴金不但在《春》上签了名，在《家》和《秋》上也签了名。
我只把《春》给了汪道涵，巴金怎么会在《家》和《秋》上也签了名呢？
原来，汪道涵想把事情做得更圆满一些，就自己掏钱，另给我买了一套“激流三部曲”。我交给汪道涵的《春》是简装本，而汪道涵自己掏钱买的“激流三部曲”却是精装的。这令我更加感动，更感温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金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他的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是在病中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巴金在给我的书上留下的签名，也是他颤抖着一笔一画写下的，这更加增添了遒劲沧桑、老而弥坚的气概。
巴金是不老的。这位文学巨匠虽然已在101岁的高寿之年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巨大文学和精神财富却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在小说《春》的结尾，巴金写道：“春天带来的是生命，是欢乐，是花香，是鸟鸣，是温暖，是新绿，以及别的许多许多的东西。”在这个春的季节里，小说的主人公淑英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我真高兴，我想告诉你：春天是我们的……”。
的确，“春天是我们的……”这其实也是巴金的小说《春》要告诉广大读者的。也许，巴金以他的超越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想要告诉我们的也是这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书写笑中有泪的人生
2004年7月，话剧《正红旗下》在北京上演，我在首都剧场观看了演出。
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正红旗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老舍先生最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但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只写了11篇约8万字就没再写下去，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远的遗憾。
老舍是一位文学界和话剧界公认的艺术大师。他的笑中有泪的艺术风格，精练地刻画了老北京百姓生活的历史长卷。早在1985年，著名话剧演员于是之就提出，应把《正红旗下》改编成一部话剧。后来，这项工作虽然起步，但因为各种原因时断时续，直到1999年老舍诞辰百年之际才改编完成。之后，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搬上舞台。
话剧《正红旗下》完成于老舍诞辰100周年之际，而我收藏的最为珍贵的老舍盖章书也得自这个时候。
我很早就收藏到了多本老舍先生的盖章书。《老舍文萃》、《老舍散文》、《老舍散文精编》等，都盖有老舍先生的印章，其中有的还同时盖了先生的印章。但在1999年春节期间，老舍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正处于高潮之际，由我的同事曹彭龄帮忙，我得到了一本最为珍贵的《骆驼祥子》。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骆驼祥子》单行本，1955年1月在北京印了第一版，到我购买的1995年12月第9次印刷版本，印数已超过50万册。这是最普通的版本，也是最经典、最普及的版本，著名版面家和插图画家高荣生绘制了封面和插图。我们常常讲“文如其人”，其实，这本书的装帧也“书如其文”，像老舍笔下的老北京和老北京人一样，平凡普通中透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翻开这本书的封面，环衬的空白页面上，分别盖着老舍、老舍夫人女士、老舍之子先生的印章。再翻开这页环衬，扉页上又盖着一枚大大的印章。舒乙在印章旁写下注解：
特赠盖赏藏
舒乙
于非厂是近代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画院副院长。这枚大大的印章，外方内圆，圆形处刻着“和平万岁”四个篆字，四角空白处则刻了展翅飞翔的和平鸽。
先生解释说，人们常说秦砖汉瓦，有瓦就有瓦当。瓦当是最靠近屋檐的那一片瓦边沿垂下来的部分，最初的功能是对建筑物进行防护，后来就发展成一种装饰品和艺术品。汉代的瓦当艺术，对今天的雕刻、书法、美术等都有重要影响。这枚“和平万岁”的印章刻于20世纪50年代，就是模拟瓦当艺术。但由于把印石打磨成圆形，工艺较复杂，所以仍然保留方形，而在空白处刻上了和平鸽。老舍先生生前很喜爱这枚“和平万岁”图章。
我想，老舍先生终其一生，对新中国的衷心赞美，也许就可以归纳为“和平万岁”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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