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一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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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中）
纪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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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周总理
4 j" R7 L6 B% {/ ~/ ?% \- k" i ! @, N% ]) q; c& O; X $ f; q: ^2 K- X8 Z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而且“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道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再讲述我在周总理身边亲身经历的几件往事。
“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他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总理边说边比划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为让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搞颠倒了。”
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会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为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始终没有改号。
还有一件小事也反映了总理的细心和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当时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的标志不够醒目，不仅影响交通管理，也严重威胁行人安全。周总理观察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专门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形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并标准化，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必须恢复起来。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如果没有平时的关心留意，一个七八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怎能提出如此详尽的意见呢！
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座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总理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的人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树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总理从西山回中南海，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总理指着车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站名叫‘五棵松'。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屹立在五棵松车站不远处。
1974年6月的一天，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这同时也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山区群众吃盐的困难。”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用具体的形式给予了人民，而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一件衬衣
初中语文课本里，曾经有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衬衫》，写的是发生在周总理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却真实地表达了周总理对群众的深厚感情。
这件事我当时亲眼目睹，那动人的一幕至今仍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女孩双手护着前胸，回答：“没有事，没有事。”这时，后卫车的警卫人员赶了上来，张树迎让他们照顾好孩子，处理好后面的事情。
紧急刹车肯定把总理惊住了，他焦急地询问：“怎么回事？”张树迎说：“没事，没事！”扭头对司机老杨说：“开车。”汽车又向大会堂开去。
这一幕，也就是两三分钟时间，周围没有任何人来往、围观，也没有影响交通。那个紧急关头，我见识了张树迎处置突发情况的机敏和果断，杨金明驾车技术的娴熟和应变措施的得当。胡同口很窄，视线不好，老杨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刹车到这种程度，水平确实高超。总理安全无恙，孩子也没有受伤，真是万幸！
整个过程，我看得真真切切，心里惊讶不已，佩服之至。总理虽然没有我看得清楚，但也看了个大概。随着车子的前行，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安，嘴里不停地念叨，像自言自语，又像问张树迎和我：“你们看，不小心，把孩子给撞了。孩子到底怎么样了？”他没有顾及急刹车给他带来的不适，更没有责备那个孩子，他总觉得内疚和不安。张树迎不停地安慰他：“我看了，没什么大事，您放心吧。后面的同志会处理好的。”
总理哪能放下心来。我当时刚从西安探家回来，便给他讲了几句在西安的见闻，但总理根本不像以往那样听得进去。还是一直惦念着那个孩子。
到了人民大会堂，总理刚下车就说：“赶快问一下，那个孩子怎么样了？”那种着急，那份牵挂，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直到得知后面的随卫人员已经陪着孩子到医院作了检查，孩子确实没有受伤，只是上衣剐破了一块，后背蹭破了一点皮时，总理才放下心来。他执意要警卫人员去买一件新衬衣送给那个孩子，并说：“把人家的衬衫剐破了，总要赔偿嘛。钱从我的工资里出！”警卫人员按照总理的交代，买了一件新衬衣，送到女孩家里。
后来得知，这个女孩叫刘秀新，是北京低压电器厂的工人。刚学会骑自行车，想出来练一下技术，没想到一出门就撞了总理的汽车，也由此“邂逅”了一位伟人。她深感内疚和不安，执意不肯收下总理赔偿的新衬衣。警卫人员极力劝她说：“你收下吧。不然，我们没完成任务，领导要批评的。”好说歹说，刘秀新才收下了那件衬衣，但她一直没舍得穿，而是精心地珍藏起来。后来，她把衬衣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件衬衣的故事，体味共和国总理对一个普通人家孩子的真情。6 @8 F8 g$ B. q
（本文原载《难忘的八年》，作者系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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