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对创新社会管理的启示

    今年是毛泽东做出“枫桥经验”批示的50周年。1963年，浙江诸暨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中涌现的“枫桥经验”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同志的关注，认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1964年，中央做出批示要求推广“枫桥经验”。从历史分析，“枫桥经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从现实分析，“枫桥经验”已经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完善与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管理创新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并不能照搬，但可以被赋予新的内涵。在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实施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建立健全依靠群众进行源头治理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今天重温“枫桥经验”，可以获得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启示：
    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源头治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稳定风险因素普遍存在。我们并不存在所谓的系统风险，但在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却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从源头上处置问题，不重视在萌芽状态化解不和谐因素，不重视基层基础工作的突出地位，就会失于被动，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受损、社会秩序受损、群众安全与利益受损的“多输”局面。努力化解矛盾，就地解决问题。这是“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当前，类似孟连、瓮安、乌坎、启东、什邡等事件，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矛盾集中点、利益冲突点，也应当成为事件解决点，要认真分析事件原因，及时应对事态发展，争取在事发当地积极及时妥善解决事件、化解矛盾纠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贵在坚持，贵在落实。平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要求将平安建设融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布局和总任务中统一考虑，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维稳转型，形成开放、动态、韧性的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从静态有序的稳定走向动态有序的稳定。即从绝对的超稳定状态走向充满活力的动态稳定状态。动态稳定架构下，将形成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层次。动态稳定观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允许存在矛盾纠纷但能获得及时解决，允许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且可以有健全完善便捷的表达通道和利益协调解决机制。要推动堵截式维稳向疏浚式维稳转型、运动式维稳向法治式维稳转型、被动式维稳向主动式维稳转型、刚性硬维稳向刚柔并济式维稳转型。开放、动态、韧性的稳定观要将维稳与维权统一起来，而不能将维稳与维权视为冲突不可调和，更不能一提维稳，就是做加法——加权力、加机构、加人，而要适度做减法——减少矛盾，减少对抗，给群众减负，给社会减压。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方式必须改变。稳定作为硬任务，绝不能离开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从“枫桥经验”发展互动获得的第二条启示。
    社会管理必须走法治化之路。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法治保障”，我以为这是“枫桥经验”在法治时代的又一重引申。“枫桥经验”讲求“矛盾不上交解决在当地”，讲求“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这些并不过时而在当代发展嬗变成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依法治国、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国家各项工作都要实现法治化，当然，要在法治框架中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需要进一步地推广，最为有效地是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就是要坚持完善制度，注重长效。50年前，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我们党执政、治理国家主要是通过政策；50年后的今天，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增加、社会迅速变迁，我们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要求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纠纷、解决矛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目标，既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必然要求，也是“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管理法治化，要求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体制改革，同时用法律制度来巩固改革创新成果；要求贯彻实施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执法，公正司法为民司法，妥善解决好情理法关系问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问题；要求建立健全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冲突解决机制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包括诉讼制度完善和涵盖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大调解制度完善；要求我们加快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和过硬队伍建设，为社会管理创新营造全社会学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作者：蒋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