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的秘书长——屈原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但是全国民众自发地以一个专门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来纪念其逝世的文化名人，屈原是唯一的一位。屈原的名字在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国公认，而他的秘书工作生涯和取得的成就则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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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曾为“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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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约生活于公元前339年～公元前278年。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名平，字原”，曾“为楚怀王左徒”。“左徒”就是楚国中央政府的秘书长。

 

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西周，史官一直是各代主要的秘书官职。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王室衰微，史官的职权急剧削弱。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主要秘书官仍叫史官，但其职权已经削弱到仅掌大事记录、档案管理和天文历法。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干脆另设秘书官职，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等。据现有史料考证，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国左徒一职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从左徒升为令尹(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丞相)，可见左徒是地位仅次于令尹的重要官职。

 

关于左徒的职责，《屈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见左徒的职责非常广泛：从给国君处理国事、提供参谋意见、参与制定颁布政策法令，到接待各方贵宾、应对各国诸侯等等，都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在今天，职责与此相当的行政职务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从国君对左徒的信任程度(“王甚任之”)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屈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秘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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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秘书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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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他在政治上的活动主要有：内政方面辅助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齐国，试图改善楚国与齐国的关系，结成反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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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22岁起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当时正值七雄激烈争斗之际。由于屈原与楚王同宗，加上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列传》)，即知识渊博，记忆力很好，洞察政治的兴衰变化，而且能言善辩，因此深得楚怀王的信任。“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列传》)，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推行变法之事。此前楚国已有吴起变法在先，刚刚主政的楚怀王开始也想有一番作为，因此支持屈原提出的改革措施。但楚国的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既得利益而反对变法。屈原起草宪令尚未定稿，上官大夫害怕变法损害贵族的利益，就想争夺其变法宪令的草稿，屈原当然不予，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挑拨离间，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日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屈原列传》)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听信谗言，就疏远了屈原。屈原变法强国的愿望不能实现，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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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佞臣权贵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楚国的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屈原出使齐国，形成共同抵抗秦国的联盟。屈原被疏远后，秦国乘机派张仪出使楚国，以赠送国土来诱惑楚怀王。楚怀王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是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处于被动，吃了大亏。怀王一怒之下，轻率出兵讨伐背信弃义的秦国。由于失去了齐国的支援，伐秦之旅被打得大败。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下，怀王再次派屈原出使齐国，以图改善与齐国的关系。就在这时，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他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秦国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屈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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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长子顷襄王继位后，听信谗言，把屈原流放到江南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最后，屈原得知楚国都城郢都为秦所破，深感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又无力挽救楚国的灭亡，遂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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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一个学者型秘书官，他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前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这些都成为他当好“秘书长”的有利条件，他凭这些条件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国的理念，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屈原关于国家管理的许多重要思想通过他的诗歌曲折地表达出来。例如“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就是说管理国家者一定要大胆举用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贤才，并且要严格执行一定的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是我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著名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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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也是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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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中国最早的大诗人，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创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据文学史家考证，屈原的作品留下的有25篇，其中《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构成了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基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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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政治生涯是一场悲剧，他革除弊政的变法改革和联齐抗秦的外交努力都因为国君的昏庸和朝臣的不廉洁而未能成功，正是这种美好理想不能实现的幽思义愤和“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屈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离骚》《九歌》《天问》等代表作是屈原坚持“美政”理想，与不廉洁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表达了他变法除弊的进步要求，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国最高统治者的昏庸，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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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是这样评价的：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即《诗经》)以上”。屈原的作品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他的爱国爱民、追求真理、决不向权势和恶势力屈服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民众，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屈原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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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用极其简洁的语言对屈原的生平和创作做了如下的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意思是：屈原的文章明快简练，语言精确细微，志趣高雅纯洁，行为端正清廉，他的文章看似平凡而其主旨却十分重大，所用材料事例贴近生活而表达的意义却极其深远。无论是其文、其辞、其志、其行，都可以作为今天的秘书工作者行文、办事、做人的准则。（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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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 军，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