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切实扭转贫富悬殊和城乡差距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所谓的“拉美陷阱”，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能力解决好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导致周期性的政治动荡。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并且每年持续以0.1%的速度在递增，截至2010年已经接近0.5，而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城乡二元格局至今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严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里的大兴土木与农村基础设施的老化形成鲜明对照。尽管“新农村建设”提振了农村的发展现状，但是我们还需要找到一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减轻对外依赖实现自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充分发挥本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力推动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如今，中国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来发生在美国，但是中国却感受到其巨大负面影响，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使我们渡过难关，但也导致国内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中国虽然成功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班列车，但正是全球化带来的即时好处，使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忽略了更加具有长远意义的国内市场的开发，而且巨额出口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大量被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远远滞后于国家财富的积累速度，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内需的长期赢弱就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



尽管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快速崛起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一旦这条道路走上了极端，经济的不协调性就很容易暴露在全球化的风险之下。



新的十年，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背景下，中国难以继续依赖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应该努力培育和开发具有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由于长期的对内管制和对外封闭，中国的金融业一直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巨大的外贸出口催生了世界最大的外汇盈余，但因为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中国国民财富的保值和增值只能依靠他国。缺乏成熟、开放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使得中国一方面用非常低廉的利率将巨额资金储备在美国的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另一方面又以高利率引进外国资金。而美国却通过来自中国的持续性资金供应，一步一步地缓解国内的危机。这也正是中国必须成长为金融大国的迫切性所在。



尽管由于中国自身的资源和要素禀赋决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不可能走向美国和英国那样的“金融立国”之路，但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全面提升金融产业，增加资本流动和使用效率，已经迫在眉睫。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金融中心，这是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否有效利用香港发达的金融产业，并培育上海和深圳作为两个金融中心，充当大国金融竞争的桥头堡，是中国下一个十年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



走资源节约型之路



中国过去参与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资源优势，一是极为廉价而充沛的人力资源，二是包括土地和矿藏在内的大量自然资源。正是因为这两大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得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长为“世界工厂”。



但是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两大优势都将面临衰竭。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提前到来，以及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加强，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中国产品吸引力已经难以为继，近两年不断蔓延的“农民工荒”就是警示。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土地资源也面临紧缺，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对外能源依赖日益加深，这意味着中国日益从资源优势转变为资源劣势；同时，由于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其中的过度开采和过度排放，正使中国承受着日益沉重的“生态环境成本”。如何走资源节约型之路，提升产业结构，真正实现“技术崛起”，改变过去拼人力、拼资源的低端经济发展模式，改变就业市场上出现的“农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种畸形现象，是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汤摘自《中国国情国力》2011年第4期  高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