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句与自由句在公文写作中的运用

中国的方块字最容易使文章披上对仗工整、平仄相间的漂亮外衣。而长期讲究思想一律的文化传统，又将文人学士的探索思维空间限制得死死的，于是转向于玩弄辞章考据来展示其才华，八股取士更将这种封闭、僵化的思想，机械、呆板的文风推向了极致。   
7 a- G# U: J) W4 J% h　　八股遗风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在作文时过分看重对仗工整的四六句。尤其在领导文稿写作领域，还有不少人认为四六句造不好，就是写领导文稿的水平还不到家。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为四六句绞尽脑汁、索尽枯肠的时候。
   
% h9 m* [9 ^. x3 X! }　　过分追求形式，必然伤其内容。整齐划一的形式美，展示的是一种缺乏生机的暮气，是扼杀创造灵感和思想解放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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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 ^5 U) A7 q  S, g% k8 R) D. E/ q　　说来说去，目的只有一个，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中走出来。对反对的东西，未必都要彻底铲除，  “推倒批臭”；对倡导的东西，也不宜当作万般呵护、唯此独尊的宠物来看待。
   
　　对四六句，我们说了它许多的坏处，其实，坏的本身不是四六句，而在于把它用得多了一点、滥了一些，渐成风气，便成了病态。四六句的优点是不容否定的。领导者与学者的区别就在于，领导者要把复杂的问题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之易于传达，更具操作性；而学者则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之带有理性的成分，由已知去探究未知，更重启示性。四六句则较好地体现了领导者这种语言要求。有时候，几句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切中主旨的四六句，就是一声冲锋的号角，一篇醒世的宣言，一面率众的旗帜。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等。但是，在领导文稿中，过分追求四六句的形式美，会限制思想的充分表达与发挥，会露出做作、小气的痕迹，甚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沾上机械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恶习。再从语言表达上讲，四六句后面，往往要用许多起承转合的废墨，使文章显得累赘和杂乱。
   
0 J. l$ h! Z" I4 L7 U! V　　如果说四六句能强化文章的形式美、气势美，那么，自由句则能使文章充满率真美、理性美。这同样是领导文稿和领导语言不能缺少的品性。自由句能为我们提供一片无拘无束的思想空间，提供多多种灵活、准确表达思想的文字选择权力，使文章去掉雕饰、做作之痕，凸现率真和大气。同时能使文章一气呵成，省去许多起承转合的废墨。它的缺点是使文章显得有点“散”，将许多归纳、概括的功夫留给读者或听众。四六句与自由句各有优劣，我们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要科学取舍和灵活运用。基本的规律和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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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四六句的适用度与领导层次的高低成反比，自由句反之。任何领导活动都是分层次的，这种层次从整体上讲能够体现领导者学识、思维、决策等方面的能力上的差距。地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思维、决策的问题更带全局性、宏观性，它直接领导的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层次的领导干部，同样要求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全局观念。因此，以地厅越往上领导文稿越可以在四六句的使用上少花些精力，任意发挥、不拘长短的自由句更能展示领导者纵横捭阖、潇洒自如的“大将风度”。而县处级以下的领导面对的是基层干部，从整体上讲，这些层次的干部更注重的是传达指令和实际办事。四六句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古文改装，二是对群众语言加以概括和提练。在领导文稿尤其是讲话文章中，后者比较常见，由古文改装的四六句已用得很少。这一特点决定了四六句更贴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所以，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为界，愈往下领导文稿可多借用四六句的优点，使文章尽量变得简洁明快，尤其是一些重要观点和工作要求，能用四六句就不要用自由句，以便下级记忆和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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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四六句的适用度与文稿。内容的复杂程度成反比，自由句反之。文稿要研究、表达的内容越复杂，越要打破文字对思维的束缚，一切以满足表达思想的需要来选择文字；文稿涉及的内容通俗易懂，无须深入研究和重点论述，则不妨多用四六句来增其文采。

% T  N6 \* P) y8 C3 s4 h8 @　　3、四六句的适用度与场境的庄重、严肃度成反比，自由句反之。一般而论，在庄重、严肃的场合，领导文稿涉及的内容往往是人们比较敏感的话题，或政策性、原则性强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表述，要求逻辑严密，用词准确，是非分明，不存歧义，无懈可击，这是四六句很难做到的，所以，要多用自由句的优点。而在轻松、活泼、以鼓动听众或渲染气氛为主的场合，则可大展四六句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妙语连珠之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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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何物?梁文道说，鲁迅那一辈人可以痛斥八股、文言如何如何毒害青少年，因为他们写过，经历过。而对于我等生于红旗下连民国都没经过的人来说，有什么资格说八股如何如何坏，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试问，既没有调查，又没有经历，怎就人云亦云起来？

“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较，窃以为前者较切合实际。后者乃是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遗老为号召满人统治下的汉人团结举事用的一句口号而已，仅此而已，后世书生却常引为切身之责而发恢宏之论，甚至献身，岂不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