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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读书，令人汗颜。“书到用时方恨少”，确然。此话原指个人所“藏”之书永无“足够”之时，而我则是时时觉得所“读”之书太少，年纪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在这种自觉愧赧的情况下要谈“我是怎样读书的”，岂非有点自不量力？但是拗不过《秘书工作》杂志的盛情，还是壮着胆子说说感受和教训吧，恳请读之者以前车之鉴视之。
一
年轻时选择读什么书，几乎全是“跟着感觉走”，也就是对什么感兴趣就读什么。我在大学上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虽多（一年级时13门课，体育除外），但是闲暇时间还是有的，于是我广读小说，中外兼顾。学中文，看小说理所当然，但我却别出心裁，按类顺着图书馆目录卡片的次序读，西方各个流派，什么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侦探、爱情、历史、纪实，可谓“一扫而空”。能读那么多？北京师范大学刚刚由和平门外迁到现在的校园，图书馆的面积小，一层楼，书也少，几间屋子。专业书当然是要看的，但是当时教材类几乎阙如，上课全凭记笔记；理论书也不多，晚自习时间就能遍览，余下的时间，我几乎都给了小说。
我在那段时间读书的情况，放到今天的大学里或许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在50多年前还是罕见的。我因读小说而扩大了知识面，同时加强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使之结合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17岁城市青年来说，是很重要的。附带说一说，这两方面的培养始于高中时代，大学一年级的形式逻辑课也使我受益很大。五年下来，还不错，成绩是全班最好的，可见看小说没耽误了正事。
年岁稍长，大致可以从22岁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时算起吧，不再跟着感觉走了，同时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对中国古代语言的研究与教学上面。懂得读书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并且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符合于己的方法，实际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换言之，我“开窍”太晚了。
我永远忘不了训诂学家萧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这句话，可能许多老教师都说过，但50多年来在我读书、教书以及研究时，常常好像又听到了萧先生的声音。
“一桶水说”只是个原则，怎样分殊到年复一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活中？现在回想起来，大体一直是被教学逼着走的，直至现在。据说孔夫子说过“教学相长”，这不仅指师生之间的讨论切磋可以给双方以增知启智的好处，而且也包括了原以为知，待到站在几十个学生面前“输出”时，会蓦然发现在自己“已知”中还有空白，于是惭愧，于是焦急，于是回去赶快补课。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要证明或论述一个问题，总要“扫清外围”，即阅读和思考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剖析该问题之所需。在下面我还要谈到这一点。
二
读书的过程和情景是很难用一二三罗列的，但是为了说得清楚点，不得不一样一样说。
对所遇到的问题，包括读书时发现的问题，我喜欢“刨根问底”，即追踪其来源和依据，一直追到无可再追。例如我发现学生阅读古书，其困难并不全在对字词及其意义不理解，还因为对古人的生活习俗和制度不了解，更不理解。为了讲清楚这类问题，我不满足于一些古书的注释和工具书的解释，于是在阅读文史文献的时候就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后来我写的小册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就是据此形成的。原本想接着写古代“婚丧嫁娶”、“科举职官”、“姓名避讳”、“军队战事”、“外交礼仪”、“风水占卜”等，构成一个系列，但是因为忙起来了，只得中断。意料中的收获是，由于知识上有了储备，所以施之于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这是读书的副产品，也是扩大自己学术视野的过程。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学术和知识上的问题也从不是孤零零的，问题的边缘地带可能恰好隐藏着很重要而被人忽略的问题。我在追踪过程中，常常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而又确实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和材料；也常遇到一个问题套着别的问题的“连环套”，如果条件允许，就及时记下来，或者在书上做出标记，等以后有时间了再对“连环套”中余下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我的有些学术论文就是这样“捡”来的。这需要对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敏感，用今天的话可以说是“问题意识”吧。我还体会到，“问题意识”其实也是长期读书不辍的结果。书海无涯，没有人能读遍中国或古或今的书籍，但在有限的生命中尽量多读些，也会发现无穷的问题、有趣的问题，只要能试图解决其中更为有限的几个，此生也就不枉为读书人了。
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的界限其实也是模糊的，如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无异于就事论事，形成的看法时常令人有缺点儿什么甚或“隔靴搔痒”之感。例如大家都知道，在“原始儒家”那里有和佛教相通之处，在宋明儒家那里有从佛教借鉴之处。不以知道这一现象的存在为满足，我想把握这一现象的“为什么”，这一习惯又诱导我去阅读佛教经典和有关书籍。儒家和道家关系的情形也类似，于是我接着拓展阅读的范围。这种信步书林之所获，多年后都有助于我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对世界其他信仰的探索也是这样自然而然延伸的结果。当我愈益觉得如果不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范围里考察，不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许多问题就会说不清时，便不知不觉进入到希伯来系列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伊斯兰教）的领域，不仅阅读其经典和解释性书籍，还要多看几本中外学者写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著作。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来并经过了中国化过程的，原始佛教的原生环境是怎样的？它的许多理念都是“原创”的吗？要想让自己明白，就不能不涉足（谈不到研究）佛教产生前的婆罗门教以及此前的“奥义书时代”和“吠陀时代”的经典。就这样，我的“桶”越来越大，心里越来越踏实，在和各国学者或宗教领袖对话时也就比较从容了。
三
读书锻炼了我“思”的能力，具体地说，是记忆、想象和联想的习惯和能力。有时我喜欢作“反向思维”，例如自问：“不这样行不行？”“真的是这样吗？”甚至自问：“古人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有时这些想法甚至是在向习惯和权威挑战。例如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文章之高妙毋庸置疑，他“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他的作品被认为是纯正的古文。但我在读《韩昌黎集》时，偶尔发现他的语句并不合三代至汉的语法，“怀疑”逼着我再次通读，后来写成了《韩愈不严守文言语法析》一文，揭示了一些现象，并给出了我对其所以然的解释。又如在我使用字、词典时，深感古今释义的方法和风格很不一样，联系中西哲学的差异，知道这是二者思维特点所致，而中国式的思维更符合语言实际情况，于是沿此而进，提出了“语义的可解与不可解”问题。越老越体味到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确是真理，这是他“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经验之谈呐。
年轻的时候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与师辈的差异：我们缺乏“幼功”，古书读得少，更不熟。不熟，就“进不去”，体会不出“味儿”来，依旧“书是书，我是我”，而作为一名古代汉语教师，就可能是以己之昏昏想使人昭昭。于是我要求学生背诵古文，戏名之曰“和古人对话”；上课检查时，我带头合上书，学生背书中断或错了我来提醒，师生都尝到了多读、熟读的好处。所谓古书之“味儿”，其实就是沉浸在书、文所营造的气氛中，尽量去“复原”作者构思写作时的语言环境（虽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犹如自己身临其境，书、我的界限已经模糊。这是“思”的深化，久而久之自有所得。近年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一经验和现在西方哲学中“诠释学”的一些理论暗合。其实我们祖先早就点出了个中要谛，例如主张读书要“涵泳”、“想见其人”，讲“文势”，只不过没有上升到形而上而已。
四
记忆力再好的人一旦书读得较多了，也记不住那么多内容，特别是在当前“知识爆炸”，书籍和信息都是海量的时代。任其如此，岂不成了“黑瞎子掰棒子”？过去我习惯于做卡片，小小的卡片盒随身带着，有所获（有时是有所思）就记下来。十多年前我用计算机做成电子卡片，但是后来发现等到需要整理、分类和归纳时，电子卡片反而不如纸质卡片方便。现在已经改为全文存档、摘抄和纸质卡片三者并用了，它们成了我读书路上留下的标记，有了标记走回头路（拾起旧有的思绪和资料）就方便了。我身上总带着个小本子，书桌上也准备了一个。身上这一本随时记下要办的事，备忘录性质，同时记下遇到人和事时引发的一些与学术有关的想法；桌上的一本专用来记下读书时的感觉和激发出的“一闪念”（姑谓之“灵感”吧）。这是个笨方法，但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恰好是一个补拙的窍门。当然也有小本乱丢一时找不到，急得出汗，全家总动员一起上阵的情况——事后想想，那情景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要读的书太多，“平等对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书、文，我就仔细读甚至反复读，即所谓精读也；一般而有用者，就略读；与己关注的问题距离较远的，就浏览。浏览者，就是读读序或导言，看看目录，挑选一些章节看一看，“知道了”，丢开。
“一卷书”的量是按古书说的，平均起来大约万把字吧。算一算，真做到了；再算算我还能活多少年？还能读多少？我暗自笑了：还不算少！（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3年第2期，原题目为《我是怎样读书的》）（作者：许嘉璐，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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