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中办机要室工作二三事

回忆我在中办机要室工作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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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欣

我在今年第一期《秘书工作》杂志发表了《我所亲历的中央办公厅文面改革》一文之后，一些关心中办秘书局历史的同志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们得知我是秘书局健在的老人之一，便来电打听其他一些相关的情况。恰好他们希望知道的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亲身经历，有的虽非亲历也略知一二。所以，在这里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也比较翔实的几件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mso-char-indent-count:2.0'>关于“秘密录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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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讲话进行记载，是秘书工作的一件大事。但限于速记等条件的限制，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有时没有记录下来。记得在1958年，有领导向中办机要室（现中办秘书局前身）要两个材料，一个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另一个是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谈话。由于没有录音也没有文字稿，结果就拿不出关于这两个材料的完整的、标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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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机要室的领导认为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职，于是提出建立录音制度，将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特别是毛主席的讲话、谈话录下来并整理存档。这件事报告了杨尚昆同志，他当然知道而且同意，小平、彭真同志也应当是知道的。机要室领导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制度，详细规定了如何录音和保存录音带、整理录音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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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项正常的工作，在1961年竟闹出了一个“秘密录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文革”中，更是上纲上线，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不少人因此受到错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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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完全是录音员违反纪律造成的。1961年3、4月间，去上海的路上，毛主席在专列的会议室同几位同志闲谈。按规定，主席这样的闲谈是不必录音也不应该录音的。但这位录音员违反纪律，打开录音设备偷听了谈话内容。当几个参与谈话的同志出来经过他的房间门口时，他炫耀地说，你们谈什么我都知道了，并简述了谈话内容。这立即引起了谈话人的警觉，并报告了汪东兴和毛主席。毛主席对此十分震怒，把机要室领导叫到上海了解此事的前后经过，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责成邓小平、彭真处理这件事。邓小平、彭真主持书记处开会作出决定，给机要室领导叶子龙和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吴振英警告处分，但这些处分都不装入档案。书记处还决定，销毁录音带，以后不再录音。

这里要说一句，虽然书记处作出了决定，但机要室领导仍然认为，录音带销毁了太可惜，便组织人员把要销毁的录音带的内容整理了出来。现在看来，机要室领导采取的这个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次抢救性的整理，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所说，毛主席的很多讲话、谈话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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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周期长达25年的《秘书工作》一书

1959年春天，中办机要室组织了一个小型业务展览，内容丰富多彩，除本单位的职工参观学习外，其他单位机要秘书部门的人员也先后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反映很好。

展览结束后，我觉得这个展览撤销后材料就没有了，很可惜，就想把它整理出来，弄成一本书。我提出这个想法后，机要室领导表示赞成。他们再报到杨尚昆主任那里。杨尚昆说好啊。于是就让我做这项工作。

说来容易，当真要做的时候就复杂了。问题是怎么写，光写机要室的经验就太狭窄了。要把先前的经验提炼起来，光写现在的不写以前的，那不够完整、系统。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了，在没执政以前，也有部分工作要写。可这样写就有好多事了。我给室领导谈了面临的困难。领导说给你时间去考察。我就开始作了几项工作。第一步出去考察全国各地的秘书工作。我和王兆光、翟玉才三人先上西北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考察。我们到了兰州、西宁和乌鲁木齐，这几个省的领导都见了我们，非常重视。接着再考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如江苏、上海等地。回来就把这一部分材料暂时放下，开始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秘书战线的老同志进行采访，先后采访了董必武、邓颖超、刘少文、叶子龙、康一民、杨尚昆等十几个人。请他们介绍建党初期的秘书工作和后来的地下工作，还有苏区根据地和长征途中的机要、秘书工作。

而最难写的却是历史秘书工作这一部分。这怎么办呢?这只能求助于参考书了，我们把中办图书馆的书几乎查遍了，又到北京图书馆查。搞了将近一年，才把材料的收集工作搞出了一点眉目。1960年冬天开始动笔，1961年上半年写出初稿。1961年暑期我到了北戴河，组织吴会文、翟玉才等人对书稿逐章逐节进行讨论研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回到北京后，我再跟领导汇报。其他部分问题不大了，只是古代秘书那部分他们不懂，我也不太懂。为了减少错误，我就把5万来字的这一部分稿子送给郭沫若和范文澜审阅。郭沫若很快给了反馈意见，鼓励我们说写得很好，并作了两处修改。范文澜当时在病床上，也不知道看了没看，只是听秘书说，范老认为“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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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上半年，我对书稿从头到尾再次作了修改，共32万字，定名为《文书工作》。下半年送到印刷厂出样书。另外还出了两个5万字的单篇——《古代秘书工作》和《现代秘书工作》。1963年年初，样书出来了，我们印了100本送给一些领导和专家征求意见。因为书很厚，所以反馈意见的时间也很长。田家英看了，把我叫了去，热情称赞这本书写得好，说不知道机要室还有这样的人才。

但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相当曲折。在当时，写书是非常谨慎的，必须征求完各位领导和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出版。没过多久，“四清”运动就开始了，我忙于工作，加上许多意见没有征求回来，结果这本书迟迟未能出版。1964年我被派去搞“四清”，1965年下半年才回来，根本来不及整理书稿意见。转眼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就再也顾不上出书了。就这样，《文书工作》的书稿一搁下就近20年，直到1985上半年，这本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专著才得以正式出版，更名为《秘书工作》。出版周期前前后后竟长达25年。没有料到，此书不出则已，一出就一发而不可收，成为许多秘书工作者争相阅读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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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秘书工作者结合业务工作写文章，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像我以前不太懂古文，写《秘书工作》这本书时，自己的文化功底跟不上，就去查字典。当时工资很低，就在小摊子上买了本旧《辞海》，我还在第一页空白处写了几个字：“舍巨资以购，非需不为也。”与此同时，我还到北大旁听林庚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一直听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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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书刊竖排改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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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8年第一期《秘书工作》杂志发表了拙作《我所亲历的中央办公厅文面改革》，回忆了文件竖排改横排的过程，其中涉及书刊出版竖排改横排的时间比党内文件滞后的原因，一直不太清楚，现从正规渠道查到了一些细节,做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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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54年10月，国家出版总署党组就有一个逐步推行书刊横排的意见,说了必要性也说了困难.如说“最大的障碍是（一些）作家和读者的习惯”,“他们对书刊横排是不情愿的，甚至反对的”，“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将他们的文章横排，就不要勉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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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z1 v3 E2 _Year="1954" Month="11" Day="13"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1954年11月13日中宣部关于推行书籍、杂志横排的意见答复文化部党组的函，仍是有这么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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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总署、文化部和中宣部都是主张推行竖排改横排的，对困难做了充分估计，因而作了一些软性规定。但他们的发文只给出版社、杂志社，层次较低，在全局上形不成权威影响。直到8 N6 O; W! P$ oYear="1956" Month="1" Day="19"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1956年1月19日，中央办公厅发文，明确规定党内文件一律由竖排改为横排，这才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也把出版书刊横排带动起来。所以，由中央文件的横排带动书刊横排，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5 f" e6 l6 E! A( ^9 v* ^ 2 {4 T- B: P* x9 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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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办秘书局原常务副局长、《秘书工作》杂志原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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