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我当联合国副秘书长
% l* B. n: R5 C3 X' \ 陈 健
. ^" A u! o1 l- M0 K% k- b
; ~: Z5 t5 E! G% M/ c) l8 Q6 h. I . A9 a' _9 p" T
陈健近影 8 S3 X- A, @# l
$ K: W: x$ W1 Z! l* L }( z1 `+ ~: N+ w8 g/ t/ Q
+ c1 {* K- c" {/ \( N8 m! G
! j# P$ A! u, C/ @
9 F, N! u* o: F/ y/ i$ a0 W 8 ~! Z% m. S" S4 ?" F& M! |
! b; l1 H9 o! u5 ?
3 u5 u0 \' S+ z) N# c 2007年3月,我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位置卸任,回到了祖国。从1972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开始,我曾先后4次到联合国工作,在联合国这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工作了15年,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使我受益良多。特别是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几年,更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十分值得怀念和总结的一段时光。前几天,《秘书工作》的同志约我写写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经历,我欣然同意。 . z7 ?( y5 i p$ `. z
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 e' K0 f9 W( S) b5 n; p! F" w 8 l" c% r* `0 ^& W6 ]7 e. p3 PYear="2001" Month="8" Day="20"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2001年8月20日,我接替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第6位中国籍副秘书长。在联合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联合国秘书长必须由中小国家的国民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国民不能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又要保证他们对联合国重大决策有实际影响力,所以5个常任理事国都有权在联合国秘书处派一个高级官员,也就是副秘书长。自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以后,一直有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X# v# Y6 d. |. y4 Z$ E
以前我都是作为外交官在联合国常驻代表团担任工作,这次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不直接代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而是代表联合国组织,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新的经历。联合国不是单一的机构,是个多元体,有6大机构——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这些机构间大多没有从属关系,也不相互制约。比如,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经常看到阿拉伯国家提出谴责以色列的动议,在安理会由于美国的反对被否决;可是在联大会议上,同样决议,一字不改,通常是只有美国、以色列和其他两个国家4票反对,西方绝大部分国家弃权,剩下的100多个国家支持,就能够高票通过。所以,安理会代表安理会的立场,大会代表大会的立场。联合国秘书长说话首先是代表秘书处,我们秘书处官员要执行。他的讲话和192个成员国看法一致,和联大决议、安理会决议一致的时候,才可以说他代表联合国。
. T/ Z `! X" P 亲历“9·11”,感受联合国作用
, }$ [6 b0 s i N9 ~0 x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舞台,不是最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舞台,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我到任后刚半个多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让我对这一点有了更切身的感受。那天本来是新的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要当选并且召开大会的时间,由于发生了“9·11”事件,所有高层次楼层的人员都要撤出来,联合国秘书处没法进行正常工作,大会也没法召开。所以这一天是上一届联大的主席已经卸任,而下一届联大主席还没有上任。“9·11”事件发生后,安理会在当天就起草一个决议草案,作为主管大会会议部门的副秘书长,我马上就把各个地区的主席找到一起,请他们一起协商起草了一个草案。第二天大会主席一当选,就在联合国大会上立刻通过了这个决议,体现了192个成员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一致性。
a9 |, c' b1 }, `7 } 联合国成了各国之间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场所。
2 z- U8 `/ ~4 ]& Y' x) Y' y 这五年中,联合国内争议最大、最激烈的是伊拉克问题。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前者是基本符合反恐原则并得到安理会授权的。而后者,由于中、俄、法、德四国一致反对,美国在安理会得不到必须有的9票支持。这再一次证明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与此同时,联合国也没有力量阻止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绕过联合国纠集一些国家以所谓“志愿者联盟”的名义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使联合国又一次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们开始探索对联合国系统进行改革,以使它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充分实现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崇高目标。
/ R0 {0 v/ i& W- [, r 顶压力改革“文山会海” % v: N- e% H) z" K, F2 q
作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我的职责有两方面,一个是作为主管联合国大会的副秘书长,我的主要职责是对于大会怎么样运作,随时向大会主席提出意见,供他主持大会时做参考。另外一项就是我分管的会议管理部,要管理联合国各种会议的运转,包括文件的运转、同声传译等等。
. g3 v. Z7 y/ M. h7 } 我分管的会议管理部,有1200人,是联合国人数最多的部门,也是花销最大的部门,每年要用掉联合国预算中17%的费用。刚上任时,我认为这个部门同维和、政治等部门比,自己的领域“没有很大挑战性”。不久,部门财务报告让我吃了一惊:4年赤字3800万美元。联合国的财务机构对我们不满,会费出得多的国家也批评和抱怨我们。
* T: i7 j3 _; r! u 我通过一家咨询公司调查原因。症结很快查明:亏损是由于会议安排无序造成的。联合国大小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没有时间约束;有的会议时间不定,该开的会说不开就不开,翻译、文件白准备;事先没安排的说开就开,临时赶印文件,六种语言的同声传译人员要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纽约救急;而且,文件也没有规范,动辄上百页,花钱如流水……用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话讲,联合国搞的是“文山会海”,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没想到30年过去了,联合国的“文山会海”现象毫无改观,反而更加严重。对此,我决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减少“文山会海”,将各种会议纳入有效的管理中。 5 F0 R4 P- T- l* k4 h# M) m
联合国大会早有规定,所有会议应在批准时间内举行。我就让部门的人员严格执行,安排次序,在确定的时间段内,会议必须开完,开不完就不开了,明年再说。开会也按照法定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6点,过时不候。对付超时和违规者,管理部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 3个小时就是3个小时,不能变成6个小时或通宵达旦,超时我们不再提供任何服务。由此,增加了为会议提供服务的预见性,节省了一大笔资源,也提高了会议本身的效率。 & A. X% C& w5 r$ G D6 |# w3 w' J
对会议文件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联合国下级机构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秘书处起草的文件不超过16页,对这些已有的规定,坚决认真执行。例外情况需要特批。原来文件的递交时间,起草单位说了算,现在我们说了算,会议文件必须在开会前10周提交到秘书处供翻译出版。我们对会议文件进行的这些管理,使我们对于会议文件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打印的时间都可以做好事先的规划,人力资源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 5 I# h9 n q& J4 ]5 j
当时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首先是来自内部的,改变工作状态,当然有人反对。还有各个委员会的主席们,在规定时间没有通过文件,着急了,他就打电话来说“到最后关头了,再给我15分钟”。我知道15分钟会变成15小时,甚至15天,对不起,不能开这个头,对一个委员会开了头,没有理由拒绝另一个。由于安南秘书长对此给予了充分支持,使得联合国“文山会海”积弊大减,风气焕然一新。我任副秘书长不久,会议管理部就消灭了赤字,后来是年年的经费都有结余,用来加强技术武装。 6 ~7 d' ^- A4 ?' k( [7 ^
特殊位置上给中国“加分”
7 [9 p6 o }/ `. o2 c: e0 T 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按照联合国的章程,我必须宣誓不接受母国政府的指示,只对当时的秘书长安南负责,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来开展工作。所有国家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都是宣誓要代表联合国,不代表自己本国政府。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心里头都有自己的爱国心,我也不例外。虽然在5年任期当中,我没有一次能够站起来说中国政府认为什么什么样,但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要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形象。 8 H6 ?0 C' q; y, {2 W$ `
例如台湾问题。每届联大上,一些与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都会受指使提出所谓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列为议程,就要在大会讨论了。大家都知道,联合国192个成员国,绝大多数支持我们,这个问题绝不会被列为议程。而台湾一些所谓“建交国”希望炒作这个问题,炒得越大,闹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大,他们也就可以借此向台湾当局要更多的钱,“看我为你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多给点辛苦钱?!”从中国角度来说,希望淡化处理,缩短讨论程序,一下子否决掉。总务委员会负责议程讨论,我在这个位置上,在程序问题上有发言权,每年都负责安排会议,给主持会议的主席提供意见。我说,大家都知道什么结果,不值得为这个事情浪费时间,每次他都采纳我的意见。最后这样做:支持台湾的两个国家发言,反对的两个发言,然后主席裁决,不到10分钟,就把这个议题枪毙了。这样做我既没违反联合国原则,也没有违反有关议事规则。但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1 `; w e& }5 N I4 e9 w
我作为1972年第一批进入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从代表团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到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再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我个人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在工作中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日益强大,让我感到无比光荣。; E& x3 Z& P' w% |, Z9 a2 Y* A
5 `* ?; u$ ~, F+ h3 r' ]3 \ 2 s5 K! F7 Z* ]7 x$ }8 I( \
. N( Y6 {5 h* C* I% Y8 f
- p- u2 {( ]4 [% A2 ]6 x/ [ N (作者系联合国原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 a3 E3 B* L7 A- |9 p, e6 R
$ N; m, s2 f' i1 I* s 4 M" a0 k- i" l! _( ]8 s4 L
; O4 i9 B2 X2 [9 i, F) W' ^3 P( N
7 [9 k8 |9 j+ [" L& J" @ 7 r& l: [0 ]+ ^" P! L/ b3 c& N j
" p4 U3 ~) w: b5 K& B " j' O: n! L6 K- b J1 P
: |( Q* F% j) ]8 _* e+ ?1 f
3 O: t4 ~% [& |! L 0 O3 {6 r7 }$ w8 y H( {3 @
! u6 F; J: D# k; J9 e
5 |0 e% _3 Q% q. Y4 a" K
|